近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2024年全球创新指数（GII）报告》先期报告，百强科技集群内中国从去年的25个增加到27个，数量超过美国的20个，连续第二年登顶。

　　其中，上海-苏州科技集群位列全球第五。

　　如何看待这个排名？从数据来看，上海的优势和劣势在哪里？

　　排在上海前面的还有谁

　　先来看下2024年全球科技集群TOP15榜单。

　　前三都是东亚选手，东京-横滨科技集群位列第一。排名前十中，中国有三个入围，其中深圳-香港-广州位居第二，北京超越首尔排名第三，上海-苏州排名第五。

　　国内城市中也有“黑马”，比如排名第九的南京，从2020年的第21位，上升到今年的第九，五年名次递进12位。

　　排在上海-苏州之前的几个城市和城市集群中，深圳-香港-广州和北京，我们都相当熟悉，但对东横、首尔两个区域可能就比较陌生了。

　　这两个地方凭什么？

　　在编制GII科技集群百强时，采用了两个创新指标。第一个指标侧重于根据产权组织《专利合作条约》（PCT）已公开专利申请中所列发明人的所在地。第二个指标考虑的是已发表科技论文中列出的作者所在地。

　　当然，指标本身也不是完美的，仅仅从专利申请和论文数量去评判一个地区的科创能力，肯定有所不足。比如，作为全球第一的东-横地区，在高科技企业的全球影响力上并不具备很强的说服力。

　　另一方面，日韩和中美的不同之处在于，城市资源的集中度相当高，首都聚集了整个国家的优秀人才和资源，而中美的城市力量更分散些，这就导致东京和首尔地区更加容易变成“巨无霸”。

劣势：科研强而企业弱

　　上海-苏州集群排名第五，和前四的差距体现在哪里？

　　下图这张表比较清晰地体现了上海-苏州集群的短板：专利申请数。论文发表数上，上海-苏州甚至超过了TOP2。

　　怎么看待这两个数据？

　　简单来说，科学论文代表着创新的理论或技术，专利则代表着产品的落地。

　　显然，与更顶尖的科创集群相比，上海在转化和落地上存在着短板，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

　　如果我们再仔细研究下专利申请的主体，就会发现总排名第一的东京–横滨集群在PCT申请上，企业包揽了前三，分别为三菱电机、日本电报电话公司以及索尼。

　　而国内排名最靠前的深圳-香港-广州集群PCT申请量前三的组织，也均为企业，其中排名第一的华为，是统计范围内PCT申请数量最多的组织，自2017年起，华为已连续六年蝉联单年PCT申请量榜首。

　　上海-苏州集群的情况则有不同，PCT申请数量最多的，是一所211大学--苏州大学。

　　排名第二、第三的两家企业，一家来自苏州，一家来自上海，但专利申请量与华为、中兴和OPPO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而且，上海PCT申请的企业，主要集中在计算机和数字通讯领域。但力推的另两大产业生命健康和高端制造却存在度不高。

　　上海缺乏实力强悍的头部科创企业，这恐怕是值得重视的现实。

　　今年，《财富》发布了中国“科技50强”企业，从经济性、创新性、科技性、影响力等维度评估了各中国企业。其中，深圳市上榜了11家企业，北京上榜了10家，分列冠亚；而上海则只有4家企业上榜。

　　清华大学领衔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指数（GIHI）研究，也指出了上海近年科学强而创新弱的这个问题。

　　这个指数中的“创新高地”指标，包括了技术创新能力、创新企业、新兴产业、经济发展水平四个维度。上海的“创新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新兴产业”都成了拖分项。

　　集群：政策引导如何破圈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全球前十的科技集群中，有一半以上以城市集群形态出现。这说明，在全球城市内部，创新资源的空间集聚已经成为普遍趋势，并形成了若干形态，创造了功能各异的创新集群模式。

　　2022年开始，上海和苏州合为一个集群。合体后的上海-苏州科技集群规模进一步增大，排名也有所升高。据统计，12%的上海-苏州PCT申请是通过合作形式产出，论文合作的比重则达到了60%。

　　相比一些顶尖的城市集群，如排名第一的东京-横滨集群，上海-苏州还存在几个问题：

　　一是产业的均衡和多元性不够。

　　相比上海-苏州的专利集中计算机和数字通信上，在东京- 横滨集群的多元特点很明显，其PCT申请领域最高的计算机技术，仅仅占PCT总量的9%。PCT申请领域非常的分散和多元。

　　这得益于东横周边的产业协同，川崎与横滨的主导工业是机械与电器制造。而东京自身保留下的工业以精密机械与加工为主。2002年东京废止《工业等限制法》后，着力推动都市型科技园区建设，支持半导体、汽车、机器人、节能环保等领域发展，牢牢占据产业链、价值链高端环节。

　　二是科研与产业的紧密互动。

　　日本的国土面积和人口规模与我国相比相差十倍以上，但入围QS亚洲大学排名前500的大学数量差距却在两倍以内。日本的科研人员占比和研发投入占GDP总量的占比均高于我国。日本政府从政策上支持科研的同时，也在发力提高科研的转化率。

　　日本推出《大学技术转移促进法》，建立大学科技转让机构（Technology Licensing Organization，TLO），破解高校科技转化率低的问题，尤以东京地区发展情况最佳。例如，东京大学知识成果转化主要由产学结合部（DUCR）、东京大学技术转移机构（TOUDAI TLO）和东京大学优势资本株式会社（UTEC）三大单位合作承担。其中，TOUDAI TLO主要负责专利考察和专利申请，DUCR负责科研管理并进行决策，UTEC主要负责风险投资支持科创型公司。三者与企业间已经形成了完善成果转移运作模式。

　　三是政策上的集成性和一致性。

　　相比上海-苏州集群，东京-横滨地区产业发展具有更强的政府引领特征。从空间布局来看，日本政府高度重视东京湾区的统筹规划。

　　2008年，东京、横滨和川崎三市政府合作，成立京滨港协议会，并制定《京滨港综合规划》，推动构建发展共同体，以提高全球竞争力。从产业发展来看，为推动“制造”向“智造”转型，日本推出了“工业价值链计划”“机器人新战略”“互联工业战略”，并与德国联合发布了“汉诺威宣言”和“东京倡议”，其中在“东京倡议”中，明确了五个重点领域与三类横向政策，交叉式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

　　虽然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实施后，三省一市形成了不少政策互动，科创方面，科技部与长三角三省一市人民政府联合印发了《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联合攻关合作机制》，实现任务联动、资金联合、管理联通“三位一体”。但从实践来看，区域范围过于庞大，政策也尚未从三省一市产业分工和协同的顶层设计角度考虑，某种意义上，长三角内部还存在着激烈的竞争，而从长远来看，这并不利于科技型企业的集群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