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2024年全球创新指数(GII)报告》先期报告,百强科技集群内中国从去年的25个增加到27个,数量超过美国的20个,连续第二年登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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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上海-苏州科技集群位列全球第五。
如何看待这个排名?从数据来看,上海的优势和劣势在哪里?
排在上海前面的还有谁
先来看下2024年全球科技集群TOP15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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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都是东亚选手,东京-横滨科技集群位列第一。排名前十中,中国有三个入围,其中深圳-香港-广州位居第二,北京超越首尔排名第三,上海-苏州排名第五。
国内城市中也有“黑马”,比如排名第九的南京,从2020年的第21位,上升到今年的第九,五年名次递进12位。
排在上海-苏州之前的几个城市和城市集群中,深圳-香港-广州和北京,我们都相当熟悉,但对东横、首尔两个区域可能就比较陌生了。
这两个地方凭什么?
在编制GII科技集群百强时,采用了两个创新指标。第一个指标侧重于根据产权组织《专利合作条约》(PCT)已公开专利申请中所列发明人的所在地。第二个指标考虑的是已发表科技论文中列出的作者所在地。
当然,指标本身也不是完美的,仅仅从专利申请和论文数量去评判一个地区的科创能力,肯定有所不足。比如,作为全球第一的东-横地区,在高科技企业的全球影响力上并不具备很强的说服力。
另一方面,日韩和中美的不同之处在于,城市资源的集中度相当高,首都聚集了整个国家的优秀人才和资源,而中美的城市力量更分散些,这就导致东京和首尔地区更加容易变成“巨无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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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势:科研强而企业弱
上海-苏州集群排名第五,和前四的差距体现在哪里?
下图这张表比较清晰地体现了上海-苏州集群的短板:专利申请数。论文发表数上,上海-苏州甚至超过了TO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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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看待这两个数据?
简单来说,科学论文代表着创新的理论或技术,专利则代表着产品的落地。
显然,与更顶尖的科创集群相比,上海在转化和落地上存在着短板,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
如果我们再仔细研究下专利申请的主体,就会发现总排名第一的东京–横滨集群在PCT申请上,企业包揽了前三,分别为三菱电机、日本电报电话公司以及索尼。
而国内排名最靠前的深圳-香港-广州集群PCT申请量前三的组织,也均为企业,其中排名第一的华为,是统计范围内PCT申请数量最多的组织,自2017年起,华为已连续六年蝉联单年PCT申请量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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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苏州集群的情况则有不同,PCT申请数量最多的,是一所211大学--苏州大学。
排名第二、第三的两家企业,一家来自苏州,一家来自上海,但专利申请量与华为、中兴和OPPO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而且,上海PCT申请的企业,主要集中在计算机和数字通讯领域。但力推的另两大产业生命健康和高端制造却存在度不高。
上海缺乏实力强悍的头部科创企业,这恐怕是值得重视的现实。
今年,《财富》发布了中国“科技50强”企业,从经济性、创新性、科技性、影响力等维度评估了各中国企业。其中,深圳市上榜了11家企业,北京上榜了10家,分列冠亚;而上海则只有4家企业上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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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领衔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指数(GIHI)研究,也指出了上海近年科学强而创新弱的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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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指数中的“创新高地”指标,包括了技术创新能力、创新企业、新兴产业、经济发展水平四个维度。上海的“创新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新兴产业”都成了拖分项。
集群:政策引导如何破圈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全球前十的科技集群中,有一半以上以城市集群形态出现。这说明,在全球城市内部,创新资源的空间集聚已经成为普遍趋势,并形成了若干形态,创造了功能各异的创新集群模式。
2022年开始,上海和苏州合为一个集群。合体后的上海-苏州科技集群规模进一步增大,排名也有所升高。据统计,12%的上海-苏州PCT申请是通过合作形式产出,论文合作的比重则达到了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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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一些顶尖的城市集群,如排名第一的东京-横滨集群,上海-苏州还存在几个问题:
一是产业的均衡和多元性不够。
相比上海-苏州的专利集中计算机和数字通信上,在东京- 横滨集群的多元特点很明显,其PCT申请领域最高的计算机技术,仅仅占PCT总量的9%。PCT申请领域非常的分散和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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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得益于东横周边的产业协同,川崎与横滨的主导工业是机械与电器制造。而东京自身保留下的工业以精密机械与加工为主。2002年东京废止《工业等限制法》后,着力推动都市型科技园区建设,支持半导体、汽车、机器人、节能环保等领域发展,牢牢占据产业链、价值链高端环节。
二是科研与产业的紧密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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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国土面积和人口规模与我国相比相差十倍以上,但入围QS亚洲大学排名前500的大学数量差距却在两倍以内。日本的科研人员占比和研发投入占GDP总量的占比均高于我国。日本政府从政策上支持科研的同时,也在发力提高科研的转化率。
日本推出《大学技术转移促进法》,建立大学科技转让机构(Technology Licensing Organization,TLO),破解高校科技转化率低的问题,尤以东京地区发展情况最佳。例如,东京大学知识成果转化主要由产学结合部(DUCR)、东京大学技术转移机构(TOUDAI TLO)和东京大学优势资本株式会社(UTEC)三大单位合作承担。其中,TOUDAI TLO主要负责专利考察和专利申请,DUCR负责科研管理并进行决策,UTEC主要负责风险投资支持科创型公司。三者与企业间已经形成了完善成果转移运作模式。
三是政策上的集成性和一致性。
相比上海-苏州集群,东京-横滨地区产业发展具有更强的政府引领特征。从空间布局来看,日本政府高度重视东京湾区的统筹规划。
2008年,东京、横滨和川崎三市政府合作,成立京滨港协议会,并制定《京滨港综合规划》,推动构建发展共同体,以提高全球竞争力。从产业发展来看,为推动“制造”向“智造”转型,日本推出了“工业价值链计划”“机器人新战略”“互联工业战略”,并与德国联合发布了“汉诺威宣言”和“东京倡议”,其中在“东京倡议”中,明确了五个重点领域与三类横向政策,交叉式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
虽然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实施后,三省一市形成了不少政策互动,科创方面,科技部与长三角三省一市人民政府联合印发了《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联合攻关合作机制》,实现任务联动、资金联合、管理联通“三位一体”。但从实践来看,区域范围过于庞大,政策也尚未从三省一市产业分工和协同的顶层设计角度考虑,某种意义上,长三角内部还存在着激烈的竞争,而从长远来看,这并不利于科技型企业的集群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