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以来，“港人北上”消费及其相关话题备受热议，成为今年大湾区经济的热词之一。继2023年“港人北上”人数创下超过5300万人次的历史新高后，这一势头在2024年得到进一步加强。香港入境事务处统计显示，2024年上半年，香港市民“北上”深圳数量达4466万人次，平均每人约6次。

　　深圳是香港市民北上消费的第一站，与落马洲等口岸相连，两地市民可乘坐大巴车、高铁和渡轮等多种方式抵达。因此，周末的深圳各大商场、大型超市里，总不乏香港居民采购的身影。“北上”人气旺的背后，是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正逐步成为现实。

　　“港人北上”消费热的原因有哪些？趋势会否持续？日益密切的人员往来，对大湾区制度创新带来哪些启示？21世纪经济报道对香港城市大学公共及国际事务学系教授、香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总监李芝兰进行了专访。

　　李芝兰认为，“港人北上”热潮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深圳等内地城市的城市治理与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快速提高，为消费者和游客提供了更多样的消费体验选择。在她看来，大湾区内日益密切的人员往来、要素流动，为跨境商业活动提供了良好的土壤，而在此过程中面临的一些规则差异问题则为制度创新奠定了基础。

　　“港人北上”消费呈现新特点

　　《21世纪》：你如何看待时下社交媒体热议的“港人北上”消费热潮？你认为背后有哪些因素？

　　李芝兰：其实香港人到深圳等内地城市购物并非新鲜事，早在上世纪末，由于物价差异等因素，有很多老一辈香港人日常都会通关到深圳买菜、采购生活用品；此外，一大批到深圳做生意、开工厂的香港人，本身就是北上消费的重要群体。去年通关以后，媒体的关注、公众在社交平台的分享都不断强化了这个现象。不过，我留意到最近这一轮“港人北上”消费热相较之前确实有一些新特点。

　　最近这个话题在香港再度引起热议的背景之一，是山姆、Costco等几个大型连锁超市在深圳连续开业，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周末到深圳去购物，他们受到社交媒体的影响更大，因此可以看到，这一轮北上消费年龄层和群体更加多元，购物地点也不仅在口岸附近。其次，我们很明显地观察到现在的“港人北上”变得更平常也更普遍，不再是点对点的购物，而是包含购物、餐饮、娱乐以及游览体验等丰富多样的消费行为。

　　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从治理角度来看，随着近年来深圳等内地城市的市政设施、商圈建设水平不断提高，城市自身配套服务、商业运营、文化娱乐的吸引力也在同步提升。对于香港的一些餐饮业来说，“港人北上”可能会让他们面临一定的转型升级挑战。但我觉得这无需过度担忧，因为这种消费目的地的变化也会倒逼香港的餐饮业、商户聚焦自身业务提升，提高产品供给质量，更好地吸引顾客。

　　《21世纪》：你认为这个趋势会否持续？

　　李芝兰：“港人北上”消费是市场自主行为，很难准确预测说未来是否一定会如上半年的增长数据一样越来越火爆。但可以肯定的是，香港与深圳及内地其他城市之间的交通会越来越便利，人员往来会越来越常态化，跨境消费将稳定下来日渐成为民众出行的一个平常选项，到时候“港人北上”消费这个话题可能已经不足为奇。

　　从促进大湾区要素自由流动的角度来看，“港人北上”消费的趋势有助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里提到的“民心相通”。相比正式的交流团、展览等自上而下的交往形式，这种跨境消费产生的文化交流可能覆盖面更广，而且是潜移默化进行的。跨境人员交往越多越有利于大湾区融合发展，因为人员往来密切本身就为商业活动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推动大湾区协同创新

　　《21世纪》：在研究大湾区制度互动时，你曾经提出“制度差异有助于制度创新”。为何这么说？

　　李芝兰：这个观点的理论基础来自于制度主义理论。在研究制度差异对大湾区发展影响的过程中，我们构建了“制度差异—张力—制度创新”的理论框架。在项目合作过程中，如何解决实际操作中的规则机制有效衔接，从而促使彼此互相借鉴学习，在合作中尝试探索新规则、新模式，最终有利于大湾区制度创新。

　　《21世纪》：你此前的文章提到香港要超越“超级联系人”角色，为什么这么说？

　　李芝兰：中国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的定位依然存在，只不过我认为现在香港的角色不仅仅是联系人；正如粤港澳大湾区不仅是一个经济地理范畴的区域概念，同时也是促进国家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机制之一，以应对中国经济转型，以及外部发展环境的各种挑战。所以“大湾区”可以说是一个动词，处于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中。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到最多的关键词是创新和发展。现在我们遇到的发展难题在于，过去仅仅依靠资源、劳动力投入就能创造快速增长的发展模式正在发生巨变，资源、劳动力投入的边际收益正在递减，这时候就需要通过制度改革来调整这个曲线，从而提高投入/产出效益。要改革就需要差异性来激活创新思路，这也是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澳门作为不同制度的城市，在大湾区协同创新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之一。

　　目前香港的优势已经不在制造业，而是更多地在科技、服务业领域。作为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香港一直以来都是国家吸引外资重要的来源地，接下来关键还是要发挥香港的软实力，从而更好地助力国家相关战略的实现。

　　大湾区作为一项政策创新，一方面有利于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探索不同制度间的交叉点、空白点推进改革；另一方面，通过加强国际协作和联系，参与制定及试验创新路径，推动实现国家经济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并且进一步增强国家软实力建设，有效助力共建“一带一路”。

　　《21世纪》：对于推进大湾区更加深入的协同创新，你有哪些建议？

　　李芝兰：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的“一区两园”发展模式为例，要大力发展科创，关键在于如何保持创新性，为人才提供一个合适创新的环境，从而能够不断吸收创新型人才到此区域来发展，做科研或创业。“0—1”原始创新非常依赖于个体的创造，而这又需要一个鼓励创新、包容多样性的发展环境，对于发展中的新业态新领域不要设置太多限制和条条框框，要让这些创新人才能够充分地施展拳脚，激发创造活力。

　　创新是不受“deadline（期限）”控制的，个体随时随地都可能迸发创意的想法，因此我们的政策应该相应地进行优化调整，给个体和企业的创新创造提供更充分的空间。香港拥有世界级的大学和科研机构，不管是科学还是软科学（例如管理学、公共政策等），这是香港的优势。我认为在前海、河套等合作区，香港可以更多地提供一些相关的经验。

　　对于政府来说，要通过制度改革创新来创设一个可以激发创新创造力的环境并非一日之功，但也不是十分困难，近些年中央政府一直在做这方面的探索与改革，关键是改革和合理调整政府职能，政府提供公共品、做好制度建设，一些创新创造主要交由市场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