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足协一次性开出60张禁业罚单后，多名受罚球员在社交媒体“喊冤”。几位球员的辩解有相似性：他们曾在赛后收到队长或队员的转款，名义是“奖金”或补“欠薪”，正是这笔转款，使他们被认定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取他人财物、操纵比赛”。但几位球员称，他们主观上并没有参与打假球。

　　网络舆论对“喊冤”态度不一，并引起对惩处程序和标准的讨论。

　　案发时正处金元足球破灭期，各级职业足球俱乐部普遍欠薪，有观点认为涉案钱款来源可疑，是心照不宣的“封口费”；但也有观点理解涉事球员的无奈。有球迷和足球业内人士呼吁，希望足协尽快回应、公布更多问题细节和证据，消除外界疑问。

　　9月10日，国家体育总局、公安部在大连联合召开足球职业联赛“假赌黑”问题专项整治行动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竞体司、公安部治安管理局、中国足协有关负责人出席介绍情况，并答记者问。据中国足协

　　44名球员或俱乐部官员受到处罚

　　本轮足球反腐中，已有多名前足协高层获刑，部分案件已经法院审理并宣判。中国足协在9月10日发布的公告，则是对部分涉案球员和俱乐部官员的行业处罚。其中43人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以下简称终身禁足），17人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五年（以下简称禁足五年），足协同期公布了这60人《处罚决定》文件。

　　另有一人（沈刘曦）为再犯，他早在2013年就被终身禁足，此次又因开设赌场罪受到刑事处罚，足协在公告中重申严格执行禁业处罚。

　　中国足协表示，根据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向中国足球协会移交的赌球假球专案涉案材料，前述61人中，44人因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开设赌场罪、赌博罪等一项或数项罪名受到刑事处罚；17人查实存在受贿、踢假球等行为，应依纪依规处理。

　　不过，除了直接写入情况通报的沈刘曦，同期公布的60张罚单并未透露当事人是否涉及刑事犯罪，但梳理罚单也可以发现统计数字的对应关系：

　　被处罚终身禁足的为43+1（沈刘曦）人，受到刑事处罚也为44人，且罚单依据均为“有关司法机关认定的事实”。

　　被处罚禁足五年的有17人，“应依纪依规处理”的也为17人，且处罚依据均为“有关司法机关调查时本人自认事实”。

　　由于国内刑法未设“操作体育比赛罪”，实践中球员的相关行为更多通过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开设赌场罪、赌博罪等予以惩处。其中，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均对涉案金额有一定要求，达到标准才构成刑事犯罪，受到刑事处罚。不构成刑事犯罪的，实践中仍可由行业作出处罚。

　　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为例，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常见职务犯罪解读》一文介绍，该罪客观方面表现为：（1）利用职务上的便利；（2）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3）为他人谋取利益；（4）数额较大或者数额巨大。这四个方面必须同时具备，但是否为他人谋取到利益以及该利益是否正当，不影响本罪的构成。另据最高法最高检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罪“数额较大”的起点为六万元；“数额巨大”的起点为一百万元。

　　球员汪嵩和芦宁在微博发布情况说明。

　　多名涉事球员辩称收钱是“欠薪”，案件细节有共性

　　在足协的处罚名单发出后一天多时间内，至少有6名球员通过不同渠道“喊冤”。

　　其中，孙准浩在韩国召开新闻发布会；汪嵩和芦宁在微博发布情况说明；多诺万·埃沃洛在懂球帝发文，并接受媒体采访。此外，网上还广泛流传了署名李锐和张浩的情况说明。南都记者尝试在社交媒体上联系部分球员，截至发稿时未获回应。

　　张浩、芦宁、多诺万·埃沃洛均来自黑龙江冰城足球俱乐部。汪嵩来自石家庄功夫足球俱乐部、孙准浩来自山东泰山足球俱乐部、李锐来自南京城市足球俱乐部。

　　梳理部分球员的表述，可以看到部分共通之处。

　　原黑龙江冰城球员芦宁表示，2021年10月15日在大连赛区进行的中甲第26轮比赛，成都蓉城对阵黑龙江冰城，赛后在外吃饭时接到队长李帅电话要还给他欠款。“当我看到转账金额的时候发现多出，便询问了队长与其他队友，当时四个月没有发工资，并且三轮不胜，这场球终于通过大家的努力赢得了比赛，并且获得了胜利的奖金大家都很高兴，便没有多想”。

　　此后，2023年8月22日芦宁接到警方电话联系，要求核实该场比赛情况。“我将上述情况向警方阐明，谈话期间我一再强调我没有做任何违法乱纪、操纵比赛、违背职业道德的事情，并在签完笔录后离开，再发这个决定处罚前，警方再未与我取得联系。”芦宁称，看到足协发布的禁赛名单感到不可思议，将通过法律维权。

　　芦宁在黑龙江冰城的队友、喀麦隆前锋多诺万·埃沃洛的辩解与之相似。埃沃洛称，2021年对阵成都蓉城的比赛前，队长李帅告知赢球后老板会给一大笔奖金，赛后他收到了李帅五万元人民币的转款，两年后，警方找到埃沃洛调查。埃沃洛这次调查后未有法院或相关人员再联系他。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李帅的转款是在冰城“几个月没有付款给我们”的时候到账的。该报道还提到，当赛季黑龙江双杀成都，以2-1和2-0击败对手，且埃沃洛均有进球，但之后涉案的这场2-0比赛收到了奖励。目前埃沃洛正参加科威特超级联赛，并在近期出场比赛。

　　对于芦宁和多诺万·埃沃洛都提到的时任队长李帅，并未出现在足协第一批罚单中（记者注：现上海海港也有球员叫李帅，系同名）。

　　另据《体坛周报》报道，原山东泰山足球俱乐部球员、韩国中场孙准浩在记者会上称，被指控的比赛为山东泰山与上海海港的比赛。他在赛后收到时任队友金敬道20万元的转款。孙准浩称，球队的赢球奖为16万元，但因为金敬道开设足球学校时曾赠送礼品（价值1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5.3万元），所以将多余的钱款视为还钱。他还称，因金敬道是队内唯一会韩语的人，所以二人关系良好，钱款并非非法资金，自己没有操纵比赛。公开报道显示，金敬道此前因涉嫌赌球被警方带走调查，目前已被终身禁业。

　　中国足协对金敬道的处罚书。

　　对于孙准浩否定指控的行为，中国外交部回应，“今年3月，中国司法机关对韩国公民孙准浩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一案作出公开宣判。孙准浩认罪认罚，当庭悔过，表示不上诉”。

　　网传原南京城市足球俱乐部球员李锐的表述也较为相似。文章称，一名因“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被逮捕的前队友，供述他在2022年的3场比赛后收了共计36800元，警方因此传唤他协助调查。文章称，前述前款是队友“打着俱乐部老总授意的奖金才收的”，接收后了解到不是俱乐部行为发放的奖金，并于2022年内，分三笔归还。文章称，2023年12月15日将退款流水证据通过律师交给了法院部门，从未参与假、赌、黑。

　　汪嵩在微博回复和另一名黑龙江冰城球员张浩的网传声明，未详述案件信息。汪嵩称，接到处罚惊讶和震惊，了解其中缘由后，无语也无奈，没有踢假球、没有操纵球员踢假球、未从中牟利，将争取申辩机会。张浩称，“没有像上面写的那样，我从来没有自认事实，我也没有提前收到处罚通知书。我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会还自己清白”。

　　对于球员的辩词，舆论也反应不一。有观点认为涉案钱款来源可疑，是心照不宣的“封口费”，但也有观点理解涉事球员的无奈。

　　相关地方体育局、足协和俱乐部负责人，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足球社会监督员代表参加了新闻发布会。据中国足协

　　业内人士呼吁足协公开更多问题细节和证据

　　足协公告显示，此次处罚的依据来自“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向中国足球协会移交的赌球假球专案涉案61名足球从业人员的材料”。有法律人士分析，前述的一个争议在于，体育组织作出处罚，需要哪些证据？如何平衡球员主观想法与客观转款证据间的矛盾？

　　有别于司法部门作出的刑事处罚，足协的行业处罚源于体育法的授权。体育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违反本法规定，有违反体育道德和体育赛事规则，弄虚作假、营私舞弊等行为的，由体育组织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处理。湘潭大学法学院教授周青山表示，体育组织作为行业自治组织，其享有包括规则制定、组织管理以及争议解决3项自治权力，处罚权属于组织管理权的权能之一。

　　另一个区别是，刑事处罚通常对证据链有比较完整的要求。就此，多位专家都表示，经验表明，体育组织作出行业处罚，对证据的要求相对低于刑事处罚。《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2024）显示，各种类型的证据都可以作为处罚依据，可能被拒绝的证据是违背宗教信仰自由、种族歧视、有损人格或明显与相关事实无关的证据。准则还称，纪律委员会对证据有绝对的认定权。

　　周青山表示，从国际经验看，在体育组织内部认定操纵比赛行为，一般允许使用不恰当的方式获得的证据，允许全部使用间接证据定案（孤证除外），允许使用匿名证据，以及采信博彩数据分析报告。但对与操纵比赛相关刑事违法行为的认定，则须采取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并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因此，由于证据规则与证明标准的差异，体育组织内部调查程序中收集的证据在刑事程序中可能无法采用；而在刑事程序中收集获得的证据则可以用于体育组织的内部认定程序。

　　他举例，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处理的涉及操作比赛的争议性案件中，更多是站在维护竞技体育公平公正的角度裁决，惩处背体育道德的行为，且体育组织并不具备公安部门的侦察权限，因此对证据的标准会低一些，一般达到民事标准即可。

　　对于证据认定，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律师金宏伟表示，球员对转款的解释，司法人员会基于生活经验和证据逻辑等，综合评价是否合理，从他们的角度，被调查人员的一些辩解不一定合理。对于球员是否真的存在打假球的行为，还可综合受罚场次的比赛状态等综合判定。考虑到，假球、赌球背后可能有多方参与，且赌博或假球的规则也比较多样，实践中可能需要复盘所有相关比赛和球员综合判定。

　　此番“喊冤”后，有多名球员表示将向中国足协申诉。周青山也强调，《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中有设置救济程序。

　　广东环宇京茂律师事务所律师邹耀明撰文介绍，《体育法》设立了第九章“体育仲裁”，国家体育总局依据新《体育法》设立了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并颁布了《体育仲裁规则》，新《体育法》第92条第1款以及《体育仲裁规则》第3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认为被体育组织认定假球和处罚有异议，可以在处罚结果之日起21天申请体育仲裁。对被体育行政部门或其委托的综合执法部门认定为“假球”及被体育行政处罚有异议，当事人60天内可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解决，体育仲裁裁决、行政判决具有法律效力，一方不履行另一方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考虑到此次处罚影响深远，亦有多名足球业内人士表示，希望足协尽快回应、公布更多问题细节和证据，消除外界疑问。

　　著名解说员韩乔生就发微博称：“球员说的情况是否属实，那都是一面之词，所以我希望作为官方的足协先把情况写清楚……大大小小120多场赌球性质的比赛，不能就这么一笔带过，还是要公开、公正、公平地把情况说明一下，不能给个结果然后让大众一头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