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宋杰 | 上海报道

　　新中国成立75年来，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实现跨越式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外贸规模屡创新高，发展质量稳步提升，高质量“引进来”和高水平“走出去”齐头并进，区域经济合作持续推进，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积极推动对外开放，开放范围、领域和层次持续拓展，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数据显示，我国货物贸易成就辉煌，贸易规模由小到大，外贸竞争力由弱到强，截至2023年已连续7年保持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对全球贸易的稳定作用不断增强；服务贸易从无到有，进出口规模日益扩大，发展质量不断提升。2023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为9331亿美元。1983—2023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增长198倍，年均增长13.8%。其中，服务出口额增长142倍，年均增长12.9%；服务进口额增长272倍，年均增长14.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外资工作也取得巨大成就，对外开放领域不断拓展，外商投资环境持续改善，吸引外资结构日益优化，利用外资水平不断提高。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由1992年的110亿美元增至2023年的1633亿美元，增长13.8倍，年均增长9.1%。2023年，我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占全球的12.3%，连续3年保持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地位。

　　“走出去”战略提出以来，我国积极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不断创新对外投资方式，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提升服务保障水平，带动对外直接投资蓬勃发展，实现规模快速扩大、质量显著提高。2023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金额为1478.5亿美元，是2012年的1.7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居全球位次从2002年的第26位提高至2012年的第3位，自此连续12年居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前3位。

　　我国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不断深化多双边和区域经济合作，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多双边和区域经济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果，为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截至2023年底，我国共建立了22个自由贸易试验区，通过先行先试，为全国高水平开放探路“打样”。目前，这些自由贸易试验区在贸易、投资、金融等方面主动对接国际通行规则，已经形成了许多制度创新成果，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积累了丰富经验。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宋杰摄

　　亲历者：肖本华上海浦东新区政协常委

　　2009年，《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出台，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

　　因为工作需要，我对这个重要文件出台的背景做了研究，发现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初10多年两位数经济增长之后，当时上海遭遇了经济增长新难题，需要加快转型升级，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我发现，上升为国家战略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步伐确实加快了，但仍然存在着制度瓶颈，比如，我国的资本项目可兑换程度不高等。在课题调研中，我还发现当时的外高桥保税区经过长期快速发展后，也遇到了一些制度瓶颈，影响了贸易和投资便利化。

　　2013年9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区”）正式成立，从这以后我也开始关注和跟踪研究上海自贸区建设。

　　金融改革，上海自贸区“先行先试”

　　2013年，我在上海金融学院任职，主要致力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领域的深入研究工作。在此过程中，我察觉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在国际化进程上尚存不足，这一现象与我国资本项目的可兑换性有着密切关联。因此，当我获悉上海即将着手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消息时，我想自贸区应当在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方面实现突破性进展。

　　受到原上海金融学院副校长吴大器的启发，我开始从金融视角审视上海自贸区的建设，并提出应强化跨境资金的自由流动，率先在资本项目可兑换上进行改革，先行先试。这一建议不仅被纳入上海自贸区的总体方案，而且部分具体政策得以实施，如允许自贸区内企业境外借入人民币，显著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这一政策首先是在上海自贸区试点，后来推广到了全国。（2014年时境内本币贷款利率则至少在6%以上，而境外人民币贷款利率普遍低于4%。）

　　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一直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中备受关注的内容，也是自贸区试点方案中最受期待的改革之一，我为当时能提出这一建议感到自豪。

　　2013年，我参与了针对上海自贸区建设的实地调研，与上海检验检疫局的同事一同前往外高桥保税区，深入了解化妆品及食品进口企业的实际需求。针对企业反映的进口报关及检验检疫流程复杂问题，我们提出了一系列优化流程、减轻企业负担的政策建议。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从一个观察者逐渐转变为参与者，开始涉足上海自贸区改革政策的讨论与制定。

　　2016年初，上海市金融局找当时的上海金融学院做《基于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研究》课题。因为我之前完成过上海市政府研究中心关于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的重点决策咨询课题，并且课题研究成果还获得了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优秀成果二等奖，所以时任上海金融学院院长王洪卫教授就把任务交给我。

　　基于这个课题的研究成果， 上海自贸区管委会和上海市金融办在2017年联合发布上海自贸区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负面清单指引（2017版）。为金融服务业专设负面清单指引，这在国内尚属首次，进一步推动上海自贸区的金融开放创新。

　　更重要的是，在负面清单指引中，我们梳理了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限制和禁止措施，并认为其中一些措施应逐步取消或放松，由此我们在课题研究中又形成了政策建议清单，后来不断为上海自贸区乃至全国的金融业扩大对外开放提供了一些建议。

　　2017年，我担任浦东新区政协委员，之后当选为浦东新区政协常委，从此有更多的机会与上海自贸区相关领导接触，了解到上海自贸区建设更多的信息，开始从全局的角度和更广的层面关注上海自贸区建设。

　　2021年，我牵头完成了浦东新区政协对上海自贸区“一业一证”改革的课题研究，就深化“一业一证”改革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政策建议。

　　十一年改革不停，展望未来再启新程

　　上海自贸区是我国第一个自贸区，2013年成立以来，11年的改革在我国改革开放历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其主要意义，首先在于其很多改革理念已逐步成为新时代我国深化改革的共识，比如，要做制度创新的高地，不做政策的洼地。

　　其次，经过11年改革，上海自贸区基本建立了与国际经贸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与开放型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风险压力测试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政府治理体系、与国家战略要求相适应的改革协同体系，这些都是新时代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宝贵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全国其他自贸区，上海自贸区不仅直接提供了大量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更重要的是在建设理念上对其他自贸区提供有益启示，如制度创新要系统集成和坚持底线思维等。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下，个别发达国家推动的“逆全球化”是上海自贸区面临的最大挑战，但同时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的加快也将为上海自贸区建设提供良好机遇。上海自贸区要积极把握机遇和勇于面对挑战，化危为机，要积极对标国际经贸新规则，了解国际经贸新规则的内在逻辑，更快更好应变，赢得定义规则的主动权，为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供有益探索。

　　展望未来，在制度创新上，希望能赋予上海自贸区更多改革创新的自主权，缩小与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DEPA（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制度差距；在产业升级上，上海自贸区更快推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民用航空等重点产业的发展，在更多的关键“卡脖子”技术产业化上取得突破；在金融开放上，上海自贸区继续推进金融业服务业对外开放和资本项目可兑换改革，建成上海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平台并不断提升平台的能级。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4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