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9月中旬市场还在讨论可能要有“失去的30年”，到9月25日的“All in Buy China”口号高振，一系列政策组合拳对于市场的推动作用非常明显，整个市场都洋溢着乐观的气氛。

　　数据显示，过去一周（9月23日~9月27日），沪指累计上涨12.81%，创2008年11月以来最大单周涨幅；深证成指累计上涨17.83%，创1996年4月以来最大单周涨幅；创业板指上涨22.71%，创史上最大单周涨幅。

　　一揽子提振经济政策“人心所向”，也让市场对后续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打开了想象空间。同时，宏观政策该如何保持政策效能，不仅帮助经济从短期困境中脱身，更能进一步助力实体经济快速发展，也值得期待。

　　9月28日，在2024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教授林毅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原所长余永定，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盛松成，中银国际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野村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等经济金融领域专家学者围绕当前一揽子政策落地、货币财政后续政策建议，以及经济走势等市场关切的内容作出解读。

　　货币政策一马当先

　　“最近一周，全球投资者要求与中国进行电话会议和视频会议的数量急剧上升，达到了近年来的新高。这一现象不仅反映了国际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兴趣重燃，也体现了近期政策调整对市场的积极影响。”陆挺认为，这一周的政策是“人心所向”，对于整个市场而言，犹如“久旱逢甘露”，市场的反应非常正面和热烈。

　　9月24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负责人介绍金融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涵盖利率、地产、创新工具等方面的多项重磅利好政策同时推出。9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超预期分析了经济形势，涉及财政、货币、资本市场、就业、民营经济等多领域政策，信号明确。

　　政策多箭齐发，稳经济决心空前。“股票市场的积极表现便是明显例证。”林毅夫认为，经济止跌回升的趋势是可预期的。

　　“当前民间投资、消费等方面经济低迷的现象是短期问题，我们需要更大耐心。”林毅夫指出，我国拥有充足的财政、货币和金融政策空间，只要政策运用得当，便能有效稳定市场信心，推动经济恢复正常增长。

　　在一揽子政策组合拳中，货币政策一马当先。9月25日，1年期MLF（中期借贷便利）中标利率如期下行，从2.0%下行0.3个百分点；9月27日早8点，央行宣布降准、降息。其中，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不含已执行5%存款准备金率的金融机构），并将公开市场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下调0.2个百分点，由此前的1.70%调整为1.50%；当晚，隔夜、7天、1个月常备借贷便利（SLF）利率均跟随下行20个基点。

　　管涛表示，货币政策有滞后性，在有效需求不足情况下，货币信贷从供给约束转为需求约束，单靠货币政策发力效果有限，可能会带来其他一系列问题。对货币政策效果不能期待过高。财政政策要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一方面是传统的财政政策通过政府投资来拉动；另一方面要以提振消费为重点，扩大国内需求，将经济政策的着力点更多转向惠民生、促消费，“财政刺激消费不等于发消费券。”他说。

　　在盛松成看来，此次货币政策超出预期。信心比黄金更重要，信心要维持下去，但最终决定中国股市和经济发展，单靠货币政策是不够的。目前货币政策已经打头，财政政策需要接续发力。

　　9月24日，央行宣布创设两项货币政策工具支持资本市场。陆挺认为，这些针对股市的政策已经是非传统的货币政策。“一定要其他政策跟上，不然这样的股市上涨是没有持续的上涨根基的。”

　　“近期央行的很多措施起到了很好的鼓舞人心的作用，但是它能持续多长时间？股市上去了，但如果财政不能够发力，恐怕央行这些政策的效果可能会减下去。”余永定说。

　　财政政策如何发力

　　综合来看，经济学家对当前的很多问题看法已基本趋于一致，认同我国要采取更为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需要继续发力也已基本是市场共识。分歧在于，财政发力是靠刺激消费还是基础设施投资？

　　盛松成表示，目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是消费需求偏弱，他认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相互配合支持消费。

　　在盛松成看来，持续、稳定地改善居民部门现金流有助于促进消费回稳。财税方面仍有可操作的空间，建议进一步依靠积极的财政政策提振消费。他分析，如果把个税起征点提高到8000元，每年税收大约减少300亿元，仅为去年全年税收总额的0.17%。“这对财政没有多大影响，但是对于低收入人群是实实在在的收入，对促进这一群体消费特别有益。”

　　对于如何降低个税税率，盛松成给出具体建议，年收入10万元到35万元，个税税率分别降低5个百分点。也就是在目前年收入10万~20万元、20万~35万元分别按10%和20%的税率累进征收个税的基础上，建议分别下降至5%和15%。“我经过测算，税收大概每年减少不到1000亿元。”盛松成说。

　　余永定则有不同的看法。“消费是要刺激的，但是靠刺激消费能够启动经济？我是比较怀疑的。”

　　余永定分析称，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以及地缘政治因素，加上由于这几年经济增速下滑，收入增长下降，资产价值也在下降，所以消费信心不足，比较难以启动。想启动经济，第一步还是主要考虑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因为可以起到带动作用。

　　在余永定看来，基础设施投资并未饱和。“中国在一些方面的基础设施落后程度是非常显著的，我们有大量的事情可以做，现在面临着资金缺口的问题。”

　　余永定认为，中国不必要太担心政府的杠杆率，中国财政政策的扩张空间依然非常大。“从今年还剩3个月的当前看，除了政府积极做项目储备外，还需要推出一揽子政策，包括财政货币刺激计划，哪怕现在还来不及做，但是要告诉大家要这样做，这是可以充分提振市场信心的，哪怕今年经济增速低于5%，但是明年前景会更好。”

　　谈及财政政策扩张的方向，陆挺则建议，从短期看，当务之急是要保障地方政府的基本运行，通过增加国债发行等资金筹集方式，增加转移支付，“不要让一些不是特别恰当的地方政府行为损害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信心。”

　　而从短中期看，应该做好保交房工作。他认为，过去几年，中国经济下行的最主要压力源自于房地产领域。其中，“保交房”应当被置于首要位置，其重要性甚至应优于“收储”。

　　陆挺表示，由于预售制的存在，我国房地产市场实际上是一个期货市场，而非现货市场。这一区别对于理解当前房地产市场的困境至关重要。“许多人在提出政策建议时，往往将房地产市场视为现货市场，认为问题在于盖了太多房子没有卖掉。而实际情况可能是并没有盖那么多房子，而是卖了太多的房子，但这些房子尚未完工。政策应当重点解决那些已经卖出但尚未完工的房子，即优先‘保交房’。”

　　在陆挺看来，当前房地产市场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预售制下出现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为了重建市场信心和秩序，必须解决信心问题，让买房人确信他们能够拿到房子。这是重建市场信心和秩序的最重要环节。

　　陆挺还提出，财政政策的另一个发力方向是给特定人群发放补贴，其中包括提高农民养老金水平，这项政策执行成本很低，但同时能带来更高的效益，不仅是从社会公平的角度，还包括从经济学的角度，这是当下增加财政支出、改善消费需求结构，一定程度降低储蓄水平，让社会更加和谐的一个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