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国内生产总值（GDP）萎缩0.3%并惨淡沦落为工业化国家的垫底者后，德国经济进入今年以来依旧未现走出疲软与萧条的微光。按照德国央行发布的最新月度报告，继第二季度意外下降0.1%之后，第三季度GDP可能接续陷入停滞或小幅下降，显示德国经济将正式迎来步入技术性衰退，而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推测，德国很有可能在今年再次成为主要经济体中经济表现最差的国家。
不同于欧元区其他国家经济纷纷摆脱了新冠疫情的阴影且基本重回增长正道，德国经济至今仍在衰退的边缘踟躇徘徊。数据显示，今年以前的三年时间中，除2021年第二季度与第三季度环比连续两个季度增长外，其余季度的德国经济都是正负或零增长的比邻交错而行，其间有五个季度负增长，两个季度零增长，且2023年三四季度接连负增长，已然拉响了技术性衰退的警报，虽伴随着今年第一季度GDP意外录得0.2%的增长成绩而令经济危情有所缓解，但第二季度再度萎缩0.1%以及第三季度将继续负增长的趋势重新让德国经济回到了技术性衰退的高压状态，三大经济引擎几乎全部熄火的险情也异常清晰地映照其中。
首先看投资。投资没有延续今年首季微弱增长的格局，第二季度德国资本总投资大幅下降2.2%，整个上半年投资萎缩一个百分点，其中私人投资尤其是设备投资贡献值全部为负。企业投资萎缩的背后是新订单的持续减少与产出规模的下降，前8个月除个别月份工业新订单出现反弹外，其他月份均处环比下滑状态，同时大部分月份的工业产出为负值，尤其是第二季度工业产出同比大幅萎缩了5%，按照慕尼黑经济研究所预计，2024年德国工业产出将总体下降2%。受到影响，今年以来德国制造业PMI（采购经理人指数）持续被压制在50的“荣枯线”之下。
再来看消费。继去年公共消费与私人消费双双出现过往20年的首次下滑后，今年以来，德国民众在消费领域的支出依然处于缩量状态。根据德国经济研究所的初步评估，前三季度私人消费的减量至少1000亿欧元，相当于每个德国居民消费减少了1184欧元，而与此同时，慕尼黑经济研究所的数据显示，德国私人储蓄率升至11.3%，远高新冠疫情之前10年的平均水平，说明过去两年中所增长的德国民众可支配收入更多的并未转化为消费；不仅如此，德国市场研究机构GfK发布的报告显示，9月德国消费者信心先行指数跌至今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显示未来居民消费情绪依然悲观，由于私人消费贡献了德国产出的近53%，鉴于消费异常疲弱的状态，自今年5月以来联邦统计局停止了相关数据的发布。
出口方面，德国今年前两个季度货物和服务出口环比前升后降，但同比在第一季度出现了2.8%的负增长，虽然第二季度略有增长，但整个上半年出口额依然同比下降1.6%，其中被视为德国工业核心矩阵的汽车、机械与化工产品出口全线衰弱，上半年分别出现了2.4%、4.4%和6.2%的同比收缩。根据慕尼黑经济研究所的预测，全球贸易2024年将增长1.6%，但德国并不会从这一势头中获益，德国批发和外贸协会给出的结论是，2024年德国出口将下降0.3%。
鉴于经济增长“三驾马车”的集体倒退，作为德国经济未来风向标的德国慕尼黑经济研究所所公布的8月商业景气指数跌至到6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且已是连续4个月下跌，与此同时，反映未来6个月经济前景的欧洲经济研究中心ZEW指标也降至一年来的最低值，唱衰德国经济于是成为了一致性声音。慕尼黑经济研究所和哈雷经济研究所预测德国经济今年将停滞不前，而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看法更为悲观，指出德国经济今年将萎缩0.1%。另外，IMF在最新一期的报告中预测德国经济全年仅增长0.2%，并且强调未来5年的德国经济增速都将低于美、英、法等西方国家。
德国经济陷入窘境既有周期性因素的短期冲击，也有结构性因素的强力掣肘。不过，在今年6月首次降息后，欧洲央行还可能跟随美联储继续降息，企业的融资与经营成本有望进一步降低；与此同时，德国目前的通胀率已降至三年多来的最低水平，今年保持在2%以下没有太多悬念，而更重要的是，当下德国就业市场还算强劲，工资增速也能跑赢通胀，消费存在着逐渐修复的可能。另一方面，德国朝着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能等可再生能源转型的脚步正在加快，今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有望提升至65%，俄乌战争造成的能源供给压力有望获得边际缓解。但需要正视的是，相比于周期性逆风的逐渐淡出与平抑，结构性瓶颈对德国经济的刚性约束可能更为显著与漫长。
首先，德国基础设施供给不足不仅大大拉低了商品物流与资源配置的效率，也掣肘了企业面向市场的转型升级与创新迭代的脚步。老化的铁路网、破旧的高速公路、残缺的运输码头，因常年未能改善性投资与维修，德国基础设施目前处于系统性蜕化与衰减状态，其中数字化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的掉队情况最为显著。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最新报告，德国在欧盟成员国中数字基础设施整体水平排名第十一，企业数字技术整合方面仅排名第十八，而且德国仅有28%的企业在数字化领域的实践行为较为充分，已经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公司更是不足十分之一；另外，德国只有19%的家庭拥有光纤电缆连接高速互联网，大大低于56%的欧盟平均比例，联邦政府在数字战略方面也进展甚微，政务至今停留在传真时代，至于信息技术投资，德国的占比还不到美国和法国的一半，且相比于美国、中国和英国等国争夺人工智能领域先锋地位的昂扬气势，德国同样表现出底气的严重不足。
其次，德国人口老年化趋势不仅恶化了企业劳动力供求失衡的矛盾，也加剧了企业技术工人短缺的硬伤。目前德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总人口的23%，而且德国的生育率仅有1.4，不仅远低于正常2.1的水平，更连1.6的欧盟平均水平也达不到，因此，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德国企业都面临有效劳动力供给短缺的巨大压力，除了国内存在着70万-80万个工作岗位常态空缺外，劳动力的巨量短缺客观上加强了企业员工的博弈话语权，尽管目前德国人的年均工作时间只有1343个小时，为经合组织国家中最短的工作时长，但员工依然在提出缩短工作时间的强烈诉求，仅今年以来就有公交、地铁、机场以及医院等行业先后爆发过连续大罢工，不得已的情况下企业只能通过加薪来缓冲矛盾，经营成本压力不断加大。不仅如此，德国目前不仅多达54万个技术岗位无奈空缺，更有超200个职业类别面临技术工人的供给不足，而伴随着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未来10年德国技术工人缺口将增至700万。
再次，高额税费以及官僚主义不仅降低了德国商业环境竞争力，也弱化了企业的未来扩张预期。资料显示，目前德国的综合税负为29.9%，在发达国家中仅次于日本，不仅高于美国，也高于法国、奥瑞士、英国等欧洲其他国家。与此同时，在经合作组织国家，获得一份营业执照只需两个月不到的时间，而德国需要费时4个月之多。德国中央合作银行为此做出的一份最新调查显示，有超过70%受访的中小企业“担心官僚主义相关负担”。欧洲经济研究中心研究表明，德国在与其他21个主要经济体的竞争中不仅最新排名掉至第18位，且时下德国的商业环境满意度已滑落至历史低点。受此影响，化工巨头巴斯夫以及汉莎航空、西门子等机械龙头不约而同地将增量业务迁至海外，大众等汽车生产商也开启关闭本土工厂的模式，同时，英特尔也搁置了在德国的投资。
最后，自由贸易的国际环境、廉价的外部能源供应、高效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创新体系等推动过往德国经济持续走强的优势如今却变得更加式微。由于全球保护主义的甚嚣尘上，加之德国近年来对外贸易政策的“去风险化”倾向，德国企业进出口的张力遭遇前所未有的抑制。同时，地缘政治，尤其是俄乌战争的冲击，使得低成本的消费红利荡然无存，即便是通过能源转型缓解了供给压力，但总体能源消费成本也要比俄乌战争前高出许多；此外，数十年来德国政府迷恋于汽车制造、机械工程、化学工业等传统产业主导模式，很少在新兴产业和产业多元化领域做过富有成效的战略布局，即便是中小企业再有活力，也难以与全球性产业创新与升级的力量所抗衡，最终所面对的竞争与出局风险越来越大。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