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勇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副院长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花落三位美国教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Daron Acemoglu（达龙·阿杰姆奥卢）、Simon Johnson（西蒙·约翰逊）和美国芝加哥大学James A.Robinson（詹姆斯·A·罗宾逊）教授，他们以“研究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繁荣”理论共同获奖，该理论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国家富裕，而有些国家贫穷。他们通过研究欧洲殖民者引入的各种政治和经济制度，能够证明制度与繁荣之间的关系。他们还开发了理论工具，可以解释为什么制度的差异会持续存在，以及制度如何变化。

　　曾邀请詹姆斯·罗宾逊到北大访问

　　本人对三位教授的工作相对比较熟悉，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博士论文研究的主要领域就是经济增长与制度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政治经济机制如何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进而对技术引进与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我的博士论文中的第二章就是试图解释为什么2004年中国大陆吸收对外直接投资比印度多出12倍，为什么中国对于吸引外资的政策要比印度更加优惠。大家知道，对于中、印这样的发展中经济体来说，吸引来自发达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增加了本国的物质资本，更重要的是引进了更先进的生产与管理技术，从而对本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我构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模型，考虑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还有本国企业对于引入外资企业的内生偏好以及它们之间的博弈过程，内生决定了相关政策变量，进而决定了潜在外资企业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两元选择。我的这篇论文重点引用了阿杰姆奥卢与罗宾逊合作的关于技术引进与政治激励的一篇论文，并最后发表在《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期刊上。我的博士论文的其他章节也都引用了阿杰姆奥卢、约翰逊和罗宾逊合写的多篇论文。

　　总之，他们的著作我读了不少，得到了很多启发，他们的研究最终是为了解释经济增长与发展，我始终认为这是经济学中最重要的问题，甚至没有“之一”。因此，今年这个领域获奖，我为此感到高兴。巧的是，今天宣布他们获奖时，我正好在给博士生们上高级经济增长专题的课程。

　　詹姆斯·罗宾逊是芝加哥大学哈里斯公共政策学院的教授，我曾经写邮件邀请过他来我们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院访问，他回复说非常乐意，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确定好时间，尚未成行。

　　詹姆斯·罗宾逊才加入芝加哥大学时，我已经从芝加哥大学毕业，所以在学校期间没有与他有交集，但是我的导师之一罗杰·迈尔森（Roger B. Myerson），曾因博弈论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也做了很多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发展的研究，同时供职于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与哈里斯公共政策学院，所以他和罗宾逊应该有过很多交流。

　　实事求是的阿杰姆奥卢：不了解中国不会胡乱评论

　　这三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实至名归，尽管我认为阿杰姆奥卢对经济学的贡献整体要比其他两位更大。对于经济繁荣的理解的确需要深入考虑政治体制与政治权利分配的角色，他们的工作推动了经济学界对这一重要方向的努力。引导、激励着更多的经济学家去做跨学科的交流，分析有关政治体制、政治与经济激励、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的研究，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功不可没。

　　不过，对于他们的关于国家的一本畅销书《Why Nations Fail》中的一些观点，我并不是特别认同，包括对怎么解释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国政府做对了什么，以及如何看待亚洲四小龙这些问题的思考。像新加坡、韩国等这些经济体，它并不是一开始都是完全西方标准意义上的民主，所以在考虑这些问题时不能太意识形态化。

　　他们的研究，尤其是阿杰姆奥卢对于中国问题相对还是比较谨慎的，，他自己多次明确表示他不够了解中国，在我的印象中并没有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制度问题直接明确地公开表达过很多观点，这一诚实的学术精神我觉得挺令人敬佩的。他的研究理论与实证相结合，是一个极度高产、非常刻苦的学者，对于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做出了巨大贡献。

　　有关东亚经济体的研究还可以有更多理论创新空间

　　他们研究主要都是基于拉美的、欧洲的历史，因此对于这些经济体的解释力可能相对更强一些，虽然有不少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并不认同他们的观点。对于东亚地区，尤其是对于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关系，我认为解释力是不够强的，不够贴切，甚至有可能会产生误导。如何深入而又准确全面地解释中国式现代化以及东亚整个地区的政治体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这些重要问题尚未有明确的成熟的理论回答，给我们留出了很大的理论创新的空间。我们中国的学者对于这些重大问题的研究应该具有近水楼台之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