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三位研究社会制度和国家繁荣的美国经济学家：达伦·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 ）以及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 ）。三位经济学家获奖的理由是证明了社会制度对一个国家繁荣的重要性，特别是法治环境等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三位学者的研究对象非常有针对性，主要是曾经为殖民地国家的发展历史。他们认为，同一个宗主国，在不同的殖民地国家，如果实施了不同的社会制度，将会极大影响这个国家的发展前景。

　　这里的不同，体现在是否实施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和攫取性制度 （extractive institutions）。其中，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组合构成良性循环：激励投资和创新，允许创造性破坏，从而带来经济繁荣。而攫取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经济制度组合构成恶性循环：投资和创新受到抑制，创造性破坏无法实现，经济发展停滞。攫取性政治制度与包容性经济制度的组合可以产生增长，但不可持续。

　　在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合著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与贫穷的根源》一书中，对这个理论有了更多案例研究。其中两个重要的案例，是东西欧和南北美的发展差异。

　　书里提到，黑死病动摇了西欧的封建体制，使技术进步、人口流动和私有产权成为可能，最终使东西欧的发展路径产生了差异。而在美洲，南美有大量黄金、白银，也有更多的土著居民，西方殖民者以直接掠夺金银为目的，建立起剥削土著居民的制度网络，使“整个社会建立在对本土居民的剥削和垄断基础上，阻碍了大多数人口的经济激励和创造性”；相比之下，北美没有大量可以直接被掠夺的黄金、白银资源，土地辽阔却土著居民较少，殖民统治只能通过各种激励手段吸引更多的移民进行开发建设，便催生了广泛的政治权利，使得经济社会发展更有活力。

　　但也有一些经济学者对此理论持不同观点。

　　比如世界著名的演化经济学家和发展经济学家、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博士、《富国为什么富穷国为什么穷》《穷国的国富论》作者赖纳特就指出，所有关于产权、民主以及地理位置、气候、病毒细菌疾病决定经济发展的解释都没有触及最根本的问题，那就是一国如何选择以及选择怎样的产业活动。赖纳特认为，产权及其他制度体系固然重要，但从因果关系上说，产权和制度本身并不创造国民财富，它们只是国民财富创造过程中的支撑体系，私有产权与其他制度体系是经济活动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在赖纳特看来，经济活动与政治之间的确存在很强的关联性，但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前者。

　　值得关注的是，《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里还多次提及中国的发展。作者以明清时期的中国为例，阐释了攫取性制度对创新、创造及海外贸易的扼杀而导致的落后。而对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作者称中国经济的成功是因“摆脱攫取性制度并走向包容性的经济制度”。

　　因为今年物理奖和化学奖均颁给了人工智能相关的学者，研究人工智能的经济学者同样被认为最有可能获得经济学奖。但诺奖委员会最终选择了研究社会繁荣和经济增长的学者。他们的理论也许并不完美，但至少值得更多学者关注，对得起经济学乃一门“经世济民”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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