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

　　当地时间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MIT教授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MIT教授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芝加哥大学教授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三人，以表彰他们在关于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经济繁荣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

　　包容性制度是经济繁荣的秘密

　　三位获奖者都是制度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者，且他们之间多有合作。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此次是研究制度经济学的学者第四次获得诺奖。

　　历史上，199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英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表彰他对交易成本和产权对经济体制结构和运作的重要性的研究。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罗伯特·福格尔和道格拉斯·诺斯，表彰他们在经济史研究中创新性地使用经济理论和量化方法，解释经济和制度变迁，诺斯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人物。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奥利弗·威廉姆森和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奥利弗·威廉姆森因“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分析、尤其是对公司边界问题的分析”获奖。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则因“经济管理尤其是公共管理方面的成就”获奖。两者同属新制度经济学派、经济治理领域。

　　刘守英认为，今年的诺奖还是授予制度研究的学者，因为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对一个国家富强繁荣根本原因的研究，实际上一直是经济学最热门、最永恒的主题之一。在我们一直寻找的国富国强原因中，制度是多么重要。

　　“从本质上看，制度作为一种规则体系，涵盖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规则，直接决定资源分配、激励机制与创新环境。”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力表示，良好的制度能保障产权，促使资源流向高效领域，激励个体创新与企业积极生产经营。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中国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钟辉勇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阿西莫格鲁主要研究领域涉及制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等领域。

　　阿西莫格鲁与詹姆斯·A·罗宾逊合著的《国家为何失败：权力、繁荣和贫穷的根源》（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一书研究了经济制度（特别是包容性制度）对国家经济长期繁荣的影响，强调经济和政治包容性制度相辅相成，能够为国家带来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而排他性制度/攫取性制度则会导致国家失败，经济停滞，甚至内乱。

　　“另外，阿西莫格鲁在技术进步对劳动市场的影响研究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钟辉勇说，他研究了自动化、机器人等技术进步对就业、工资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并提出了“技能偏向型技术变革”（skill-bi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的概念，指出技术进步的效应往往更有利于受教育程度较高、技能较强的工人，从而加剧了收入不平等。

　　钟辉勇称，西蒙·约翰逊的学术研究包括发展经济学、金融危机的研究，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等多个领域。同时，他在金融危机方面也有重要贡献，特别是对新兴市场经济的研究。此外，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2007-2008年），西蒙·约翰逊对全球金融政策和危机应对的实践也有很大贡献，特别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他提出了很多政策建议，强调金融监管的必要性，主张更严格的监管措施来约束金融机构的过度风险行为，以防止系统性危机的发生。詹姆斯·A·罗宾逊的研究通过历史案例和实证数据的结合，深刻分析了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的互动及其对国家发展的影响。

　　国家繁荣的关键：不断从攫取性制度转向包容性制度

　　阿西莫格鲁等人在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中有何突出贡献？

　　刘守英表示，其一，以往的制度经济学研究主要还是从经验、案例和历史的角度，研究制度与发展的关系。阿西莫格鲁三人的研究在寻找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的时候进行了实证，“通过实证研究，使制度研究进入主流经济范式，变得可以度量了。”

　　其二，过去的制度研究，一直在解释有效制度，重在解释国家为什么成功。阿西莫格鲁等人包括他们同一批和后来一些学者的研究，开始讨论为什么有无效制度的存在？为什么制度会无效？为什么一个国家不采用有效的制度？无效的制度为什么没有得到改进？为什么有效的制度不能成长起来？“他们在回答制度为什么无效时，提出一个国家的制度中，实际上包括攫取性制度和包容性制度。一个国家能成功很重要的是选择了包容性制度，包括包容性的经济制度、包容性的政策制度等。一个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很重要的是这个国家的制度是攫取性的，或者没有实现从攫取性制度向包容性制度的转型。”

　　刘守英指出，实际上一个国家的制度不一定天然就是绝对的包容性制度安排。从历史来看，不断地从攫取性制度转向包容性制度，是国家繁荣的关键。“在研究从攫取性制度转向包容性制度时，不光要讨论经济制度，还要讨论经济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平衡，权利结构的平衡，经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平衡，一个国家这种平衡的力量形成、发展、演化，就会不断地推动制度转向包容性。更多的不是讨论制度的绝对性，而是讨论制度之间的平衡、力量的平衡、权力的平衡，以及长期的动态演化。”

　　朱克力认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理解经济发展差异根源至关重要，三位经济学家的研究系统且深入地揭示制度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符合当下经济研究需求。

　　“三人的理论逻辑严密，通过大量历史数据与实证研究论证制度影响经济的路径。从殖民时期制度遗产研究，发现早期制度植入对后续经济轨迹影响深远，为理解不同国家经济基础差异提供历史视角。在民主化与经济关系方面的研究，也补充了政治制度与经济互动的理论体系，并且他们的研究成果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激发众多后续研究，对推动经济学发展意义重大，因此获得诺奖实至名归。”朱克力说。

　　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启示：不断全面深化改革

　　三位学者的研究对于当前全球形势以及中国经济发展有哪些启示？

　　钟辉勇认为，在理解经济增长、制度变革和社会福利之间的关系方面，三位学者的研究具有很深远的指导意义，“包容性制度能够确保广泛的社会参与和机会均等，从而推动创新和生产率的提升，这对于当前全球面临的经济不平等加剧问题，以及如何实现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朱克力认为，各国应重视制度建设与优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包容性制度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各国建立健全产权保护、公平竞争等制度，可吸引国际投资与技术交流，促进全球资源优化配置。

　　对中国经济发展而言，刘守英指出，核心还是要研究如何推进制度改革，“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实际上都是要不断地推进制度变革，制度变革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动力，是国家能够保证长期繁荣的关键。一个国家无论建立什么样的制度，一定要寻求变革，要改变制度里的一些无效部分，提高制度的有效性。”同时，制度的改革要让更多人受益、更多人参与到制度红利的分享过程。此外，还要打破制度的路径依赖。

　　“对中国来讲，实际上我们改革开放40多年，也提供了通过制度改革推进经济发展、创造经济奇迹的典范。”刘守英说，40多年来，我们通过不断开放主体权力，让更多主体参与、分享，从原来单一的所有制变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其次，进一步开放市场权利，让市场在经济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让更多主体参与到市场竞争，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再次，让更多主体分享制度红利，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来促进社会公平。

　　刘守英认为，中国一直以改革作为经济发展不竭的动力，当前和今后的中国经济发展还是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就是要进一步开放权利，进一步实现利益共享，进一步建构现代秩序，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成现代化强国。

　　钟辉勇认为，对当前中国而言，继续推动市场化改革、降低垄断行业壁垒、鼓励公平竞争，以及保障中小企业和创业者的机会，将有助于实现更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同时，进一步加强产权保护，也会有助于提高投资者信心，鼓励企业的长期投资和创新行为，这对于中国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升全球竞争力也至关重要。

　　“在中国经济转型期，借鉴制度影响经济发展的研究成果，合理调整产业政策、税收政策等制度安排，引导资源流向新兴产业与高附加值领域，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并且在国际经济合作中，以良好制度为基础，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升国际经济话语权。”朱克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