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其数量与结构直接影响着劳动力供给、资源配置、经济发展。当前，我国出生人口数量和出生率持续走低，人口老龄化加重，如何应对这一变化亟待破题。

　　近期，由中国人口学会、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联合主办的“生育意愿与人口发展”专题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聚集了人口学、社会学、营养与健康、妇幼与养育、心理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当前社会背景下生育意愿的变化趋势、影响因素及应对策略。

　　中国生育率为何连年下降，其中又有何“中国问题”？中国未来人口发展将会呈现怎样的特征，生育率是否还有回升空间？就此，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就此对中国人口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教授翟振武进行了专访。

　　“中国生育率下降，有中国独有的原因。”翟振武表示，由于房价高涨、就业竞争压力大、生育养育成本高企，加之传统婚育观念受到冲击，使得中国社会未迈进发达社会，但生育率却先行下降至极低水平。

　　但从统计数据来看，妇女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行为之间存在一定差距。根据调查，近几年妇女生育意愿（打算生的孩子数量）平均在1.74~1.77之间，但这些妇女实际生育出来的平均孩子数量仅维持在1.0个孩子左右。他表示，缩小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差距，是提振中国生育率的希望所在。

　　翟振武强调，推动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设，不仅仅狭隘地强调生育激励，更需要全方位制定合理政策并配套相关支持，比如延长产假，提供生育补贴，减免税收、完善普惠托育体系、创造生育友好的工作环境和条件等，支持女性平衡家庭与职业生活，在经济、社会、文化、舆论等多方面形成合力，共同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氛围

　　2040年起，每年人口减少数量会有较大幅度的增加。负增长周期预计到21世纪结束，在此之前人口负增长将持续存在。“人口结构的变化是一个长期过程，政府在人口政策的战略制定上要有远见。”翟振武表示。

　　生育率下降的同时，中国老龄化也在加重。他表示，这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必须面对这一现实，通过提升劳动生产率和提高人力资源质量，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之间存在较大差距

　　《21财经》：您如何看待近年来中国生育率下降的问题？

　　翟振武：中国生育率下降呈现“未发达先触底”，其中有中国独有的原因。

　　一是房价高涨对生育造成影响。新家庭建立的基本条件之一——拥有自己的住房变得越来越困难，增加了年轻人结婚和生育成本。

　　二是就业环境不稳定、教育延长也有一定影响。年轻人需要更多的时间接受教育，工作后还要经过若干年，才能确保自身有稳定的收入来源、能积累足够的储蓄，然后才会结婚和生育。目前可以看到中国青年初婚初育的年龄大幅推迟，增加了女性不育和少育的可能性，抑制了生育水平。

　　三是互联网快速发展对传统观念造成的冲击。例如，独身主义等观念，在西方社会经历了几十年才逐渐流行起来，但在互联网快速发展过程中，更快速地被年轻人接受。年轻人的生育观念和行为模式逐渐发生改变。此外，互联网不仅改变了信息传递方式，还重塑了人们的社交方式，提供了情感慰藉、幸福感获取的更多渠道。

　　《21财经》：住房、就业、生育意愿和生育观念等一定程度上属于结构性问题，短时间内也很难去解决，应如何破题呢？

　　翟振武：先要拆解结构性问题。

　　结构性问题有两类。第一，育龄妇女人口的持续下降。“十三五”时期20-34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年均减少340万人，2021年相比2020年减少了473万人，这是带动出生人口数量下降的重要因素。

　　在这一形势下，即便生育率不变，出生人数也会呈现下降趋势。这是人口结构造成的，短期内难以改变。

　　另外，就业、生育观念等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就业问题可以通过调整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来解决。生育意愿也可以通过人为政策干预。以托育为例，养育难是生育意愿低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可以通过建设、完善托儿所等手段有效缓解托育问题，消除年轻人因育儿压力大不愿生育的后顾之忧。

　　《21财经》：目前整个社会生育意愿呈现什么样态？

　　翟振武：目前社会生育意愿是有的，但是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之间存在较大差距。

　　根据国家卫健委的调查，2021年全国未婚及有偶育龄妇女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84个；到实际生育时，便需考虑更多的现实问题，同期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74个。再到了实际生育的时候，会发现生育率更低，全国生育率平均大概在1.0左右。

　　普遍来看，人们有一定的生育意愿，到了实际生育的时候，受制于经济压力等各方面因素，与生育意愿有较大差距。

　　但我认为这个差距恰恰是生育率可以提振的根据，如果努力建立一个生育友好型社会，生育率有回升空间。

　　需设计更合理的政策消除女性就业歧视

　　《21财经》：如何建立生育友好型社会？除了刚才提到的托育保障，还有其他可以完善的吗？

　　翟振武：建立生育友好型社会需要综合配套，通过延长产假，提供生育补贴，创造生育友好的工作环境和条件，比如为女性设置哺乳时间、缩减有养育需求员工的上班时间等，设立男性陪产假，支持女性平衡家庭与职业生活，促进性别平等。

　　《21财经》：实践中，产假延长、生育补贴等相关举措可能进一步加剧性别歧视，如何设计更合理的制度来消除就业市场对女性的歧视？

　　翟振武：政策制定者需要设计更合理的制度安排，并且进一步明确、执行这些政策。

　　比如说，今年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申请年龄限制做了调整，原来是无论性别申请人均需45岁以下，但现在男性申请截止年龄为45岁，女性为48岁。女性申请人年龄限制的调整，是为了补偿女性因育儿而减少的科研时间。

　　此外在招聘过程中，很多单位存在对女性的隐性歧视，可以设计相关的制度，像残疾人保护制度：政策规定企业里必须要有一定比例的残疾人员工，如果没有达到这一比例则会增加企业的税负。这也可以适用到女性就业中，以此来保障女性就业权益。

　　总之，需要全方位制定合理政策推动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设，不仅仅狭隘地提生育激励，而是要形成经济、社会、文化、舆论等多方面的合力，共同营造一个生育友好的社会氛围。

　　《21财经》：建设生育友好型的社会还有哪些阻碍？

　　翟振武：现在还存在多方面的困难，比如认识不够。以“五险一金”中的生育保险为例，我们一直倡导延长产假，但产假延长意味着计划需支付更多的生育津贴。部分单位不愿增加额外政策成本，不愿执行。政府虽然有多项政策，但落实力度尚显不足。

　　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需要全方位支持。有的地方只有政策没有监督执法，很多企业难以执行。举个例子来说，保障哺乳期妇女的喂养时间，许多地方都难以实现，尤其是在生产线等高强度工作环境中。缺乏相应的处罚措施，加之公众维权意识薄弱，女性喂养时间的保障就难以落地。

　　人口负增长周期预计本世纪结束可全方位完善政策提升生育率

　　《21财经》：您曾表示人口负增长会表现出持续时间长、发展速度快、缩减规模大、回弹难度大的特征。负增长周期可能会有多久？中国生育率的回升空间会有多大？

　　翟振武：负增长周期预计到21世纪结束，在此之前人口负增长将持续存在。目前人口下降速度还相对比较慢，预计从2040年起，每年人口减少的数量将显著增加。

　　按照当前较低的生育率预测，到本世纪末，我国人口可能降至目前水平的一半，大约到六七亿。但如果之后生育率有所提高，本世纪末的人口数量也将有所增加。但是下降趋势恐怕在21世纪内难以逆转。

　　至于生育率回升的空间，我认为通过全方位完善政策，并执行，建设一个生育友好型社会，生育率有望恢复至欧洲平均水平。

　　《21财经》：为什么2040年起，每年人口减少数量会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翟振武：这与当前的生育状况有关。例如，2017年左右，我国每年有约1700万新生儿，而去年的出生人口降至900多万，减少了近一半。当这900多万人口成长到二十几岁时，正值2040年代，届时出生人口将进一步减少，人口下降速度会进一步加快。

　　同时，中国社会老龄化的速度也将在这一时期加快。

　　但之后，中国老龄化程度将趋于稳定，老龄化速度也将放缓。预计到2060年和2070年以后，老龄化速度将基本停滞。尽管老龄化趋势不可逆转，但其加速过程不会持续下去。

　　中国人口不再年轻要以质量弥补人口数量

　　《21财经》：人口问题时间周期跨度大，如何去做长远规划？

　　翟振武：人口结构的变化是一个长期过程，政府在人口政策和战略制定上需要有远见。正如《孙子兵法》说的，“故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

　　老龄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放宽生育政策并不足以扭转这一趋势。因此，我们必须面对老龄化的现实，确保老年人养老、注重老年人生活品质。

　　并且一定要认识到，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中国人口不可能再度年轻了。因此在制定政策时，政府就不能基于中国老龄化能够缓解或逆转的前提假设。虽然我们支持鼓励生育以应对老龄化，但如果将生育作为应对老龄化的最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措施，那这个药方是开错了。

　　《21财经》：面对生育率持续下降、老龄化程度日益加重的局面，我们应如何将人口红利转化为人才红利？怎样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翟振武：其实许多人对这个问题存在误解。生育率下降、老龄化加重是危机挑战，但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政策来应对。

　　一方面，我们需要通过提升劳动生产率和提高人力资源质量，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意味着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从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提高劳动力素质，实现人口减少的情况下保持经济持续增长，通过提高人口素质来弥补人口数量的减少，挖掘人口的质量红利。

　　另一方面，我们应努力提高出生率，尽可能减缓老龄化和人口规模缩减的趋势。虽然这不可能完全逆转大势，但能够减缓老龄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