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网络上流传出一则关于易建联的聊天记录，声称他涉嫌嫖娼。尽管易建联本人及其团队至今尚未对此事做出正面回应，但这一事件已经对其商业版图产生了影响和冲击，多家品牌迅速采取行动，取消或暂停与易建联的合作。
目前，“易建联事件”已经引发广泛的舆论关注和讨论，但尚未有确凿证据表明其确实存在违法行为。《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在品牌合作方面，易建联与众多品牌保持着紧密的合作关系。代言品牌涵盖体育用品、金融、汽车、奶粉等多个领域，比如耐克、珠江啤酒、君乐宝奶粉、中体卡业、徐福记、白象食品等。
清华大学爆点战略营销顾问孙巍告诉记者，对于品牌而言，这种具有不确定性的事件蕴含着很大的风险。为了避免潜在的法律风险和舆论风险，品牌通常会选择迅速切割与代言人的关系，否则也会受到网络舆情的指责。基于此，在“易建联事件”发生后，君乐宝、珠江啤酒、徐福记等多个品牌迅速删除与易建联有关的内容。
代言涵盖多个领域
记者梳理发现，易建联曾效力于广东宏远队、密尔沃基雄鹿队、新泽西网队等球队，在2005年成为CBA历史上最年轻的MVP。据媒体报道，在易建联21年篮球生涯中，曾在CBA、NBA赛场累计薪酬共计达到上亿元人民币，商业版图也从体育培训、运动潮牌，拓展到企业服务、生活家电、潮玩娱乐、数控科技、医药健康、体育等多个领域。
自易建联退役以来，除了年薪超千万的商业代言收入之外，其在投资和青少年培训方面也有所建树。天眼查显示，易建联目前是17家公司的股东。
此外，国家体育总局和广东省体育局官网显示，目前，易建联是广东省东莞市体育界政协委员。东莞市政协官网2022年8月1日公示的《政协会议第十四届东莞市委员会委员名单》显示，易建联系“体育界”代表人物之一。2023年，易建联正式成为中国篮协执委成员，成为除姚明之外，国内最为著名的篮球运动员。易建联进入中国篮协也被外界解读为未来继任姚明成为篮协主席的重要候选人之一。
舆情发展至今，关于“易建联事件”真伪暂无定论，相关部门并未对“易建联事件”做出回应。且没有合作品牌方正式发出与易建联解约的公示，但其代言的品牌方则纷纷撤下相关合作的信息，包括君乐宝、珠江啤酒、徐福记等。
记者注意到，《民法典》第536条对法定解除合同的条件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合同一方“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品牌方与明星签署代言合同，是看中了明星的带货能力，明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品牌的形象。如果明星在代言过程中被爆出丑闻，甚至触犯了法律，那么该明星继续代言，品牌方签订代言合同的目的就难以实现，这种情况下，品牌方可以适用《民法典》第563条的规定，与明星解约。
“事发突然，且事件并未有权威部门做出回应和公示，因此大部分品牌方仍旧持观望态度，希望对品牌的影响降到最低。如果事件被证实为真，各大品牌方必然迅速发布声明做出切割；如果被证实纯为造谣抹黑，那么易建联和品牌方的合作仍旧受到法律保护。”孙巍说。
“翻车”应对机制已成常态
近年来，相关部门对艺人监管逐步强化。某品牌负责人告诉记者，很多艺人在被监管部门调查之时，相关部门就会在内部发布关于企业注意某某艺人舆情的通知，实际上这时候很多企业就会暂停关于涉事艺人的全部活动和合作。但对于突发事件，例如此次“易建联事件”，企业和品牌方往往会被打个“措手不及”。
记者了解到，在此前“李易峰嫖娼事件”发生之时，除了合作的品牌方会紧急下架关于和李易峰合作的宣传外，广告的承包商也会紧急下架广告的宣传标语。例如在李易峰嫖娼被“平安北京”证实后，北京地铁迅速下架了站内所有关于李易峰的广告代言。
“对于品牌方来说，现在代言人因自身问题无法履行代言产品的案例已经见怪不怪了，尤其是现在的直播电商时代，品牌方如果不马上进行切割，就会遭到舆情的吞噬，因此，一旦代言人发生舆情，被彻底证实之后，品牌方只能表明立场，与劣迹艺人进行切割；如果事件无法被证实，且有反转的可能性，品牌方往往选择沉默，但依旧会遭到消费者的质疑。”某广告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总而言之，一旦有类似的舆情，真假之辩拖得越久，品牌方受到的压力也会越大。
值得一提的是，从专业角度看，明星“翻车”事件也是有等级评估的。在关键之道体育咨询有限公司CEO张庆看来，通常情况下，根据危机的程度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是技术层面，比如体育明星受伤，演艺明星嗓子哑了、失声了等，由于身体受伤而导致其职业生涯受到影响，曝光度会没有那么频繁，代言人的价值会大打折扣，这是非主观的、技术性的风险；第二层是道德良俗方面，一般是违背了公众的价值观或者公认的道德良俗；第三层是法律层面，也就是明星的所作所为已经触犯了法律，要面临诉讼和受到法律制裁的风险，尤其是刑事犯罪会高于普通违法；第四层涉及到政治层面，当然也会导致触犯一些国家法律，这个层面不能被国家政治接纳，比如种族歧视等。
张庆强调：“从危机公关的角度来看，如果能够在仅限于技术或在事实层面上处理和讨论，不涉及到一些价值判断时，危机就处于相对较低的层次。一旦上升到了价值判断，无论是涉及道德良俗还是社会政治，都会愈演愈烈。所以通常我们会极力地主张，基于事实层面做出最快速的反应，而且在传媒信息如此高度发达的阶段，任何的掩盖都会适得其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