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按照未来三年，平均每年四百家企业IPO的发行速度，中国无疑将成为全球最大的股票公开融资市场，股票市值也将直逼美国。想到这，我们是该欣喜的啊！
美好的未来在等着我们：
中国快速的产业变迁，蓬勃的创新潮流，积极的股权资本，都汇聚于这个多彩的时代，伟大的博弈正在展开。
焦虑总是从对比中来。
最近一周，有机会参访了黑石资本、拉扎德（lazard）资本和奥氏（och ziff）资本三家公司，也在不同场合聊及美国私募基金行业的情况。总体感觉，美国的私募基金管理公司比较集中，如果拿中国私募基金行业前100和美国私募基金行业前100的规模来对比，我估计大概差距是100:1这样的数量级。
那么问题就来了，我们的卖方力量独步全球，但是买方力量还没来得及发展啊！这样一对比，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首先我想阐述下自己对IPO加速这件事情的看法：对于IPO的加速，我是举双手赞同，并且由衷期待的。为什么？因为中国开市以来，股票市场几乎所有的罪恶根源都在IPO制度。
旧的制度与模式造就了高估值与投机盛行，也让股票二级市场的买方力量长期复合回报降低，同时一级市场买方力量的收益分布也不均衡和不公平。目前监管层抓住了问题的核心，少说多做，坚决推进，这对买方力量来说长期其实是福音，但是如果买方力量不能及时壮大，我能大胆预测不久的将来，A股是否会变成全球最便宜的股票市场之一吗？
如果有人要说，IPO融资总额并不大，这是一个重要的误区。我们用一种叫“中子弹效应”来定义这个问题。中子弹看起来小，但是比同样当量的普通炸弹（比如再融资）威力大得多。假设A股每年发行450家，融资4000亿，连续三年，大约发行股本、小非股本和锁定三年股东接近股本体量相当，股票挂牌之后的平均涨幅为100%，那么带来的二级公开市场需要的资金量是多少呢？17年8000亿，18年16000亿，19年16000亿，第四年24000亿。这还不包括这批公司再融资所需要的资金。
看完长焦镜头，我们换一个短焦镜头，来看看两个案例。
一个是奥氏资本，该公司在纽交所挂牌。最近该公司资产管理规模下降到300亿美元左右，是美国一家中型居前的对冲基金管理人。过去几年间，奥氏资本深陷腐败调查案，涉嫌通过贿赂利比亚前政府官员取得利比亚投资局的投资，该案已被美国司法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调查五年之久，最终奥氏资本管理层以五亿美元罚金了结了这宗调查案。当然，我相信这个罚金对于美国司法部来说，也许还不算大的。
另外一个是大家熟悉的姚员外，他所辖下的前海人寿举牌和拟举牌了若干A股上市公司，尤其以南玻、万科和格力较为引人注目。从公开的信息看，评论认为其公司存在重大治理缺陷，股权结构复杂且不透明，少数控股股东一开始就把设立保险公司定位为“融资平台”，利用保费形成的资金，通过复杂的金融产品和资产管理计划，形成“激进产品、激进投资、虚增资本”这一种高杆杠高风险的连环套。目前也许调查还在继续，我们拥有的信息不如监管者多，所以也没有定论的必要，但相信吃瓜群众大体上已经可以明白故事的梗概，接下来的只是细节的认定问题了。阿基米德曾经讲过一句话“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整个地球”，逻辑上如果资本可以连环做杠杆，那么只要你给我足够的钱，我可以买下整个世界。
为什么要把两个案例放到一起来看？
我们看到了英美法体制和大陆法体制的明显不同：
第一种体制下，违规者个人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第二种体制下，为惩罚最激进的一群人，最后转变为修改与制定规则的竞赛。
第一个案例发生的美国：
奥氏资本实际控制人被处于巨额罚金，他为他的行为付出了代价，而整个行业继续稳健蓬勃发展，美国的另类投资行业仍然具备广阔的发展空间，这个判断最近在美国之行反复被学者和行业人士所共鸣。我们和这些同行交流的时候，他们也都普遍表达出对中国的浓厚兴趣，有不少已经并在增加对中国权益资产的配置。而站在这些私募基金背后的，是美国退休基金账户、常春藤学校基金账户和家族办公室等一群心态良好、着眼长远的持有人。
第二个案例发生的中国：
姚员外惹的风波，引得整个行业都在“吃药”。监管部门展开了专项整治工作，现场检查了近千家私募机构，一系列针对性的政策陆续出台，杠杆比例限制，私募机构分类监管等等不一而足。我们能够明显感到私募基金的募集变得更加困难。而站在中国私募基金背后的，是一群焦虑和饥渴的中产阶级。
我们设想一下，中国以姚员外为代表的的激进买方力量，他们有哪些共同的特征：
信奉“富贵险中求”；
对于发展同样非常饥渴；
目标感强，为了达到目标可以不择手段；
十足的冲劲，就是缺乏底线思维。
这种价值观下的行为方式，假设是在美国的环境下面玩，会怎么样呢？假设同样遇到利比亚政府官员这种好搞定的选手，那还需要犹豫吗？这对他们而言，可能都根本不是个事儿。我可没说他们也在中国干了同样的事情，但我相信：
价值观是引导人行为的根源。什么样的价值观，就会有什么样的行为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