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宏观经济保持稳中有进，需求不足的拖累仍在，但也有不少亮点，其中最受关注的仍是回升势头向好的外贸。但与此同时，持续扩大的贸易顺差也引发市场关注，关于平衡国际收支的讨论增多。

　　在不少专家看来，实现贸易平衡的关键仍是扩内需。7月22日，CF40学术委员、国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在CF40宏观政策季度报告（2024年二季度）（下称《报告》）发布会上表示，从长期角度来看，第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有多项决定对提升国内消费率、降低储蓄率进而恢复国际收支平衡会起到积极影响，对此他重点提到了文件中关于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公共服务制度的表述。

　　CF40资深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指出，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实际是以减少国内消费和投资为代价，同时会带来贸易争端、贸易制裁的增加。回到贸易平衡，要通过减小和消除各种市场失灵和市场摩擦，减少不当的政策干预，实现更优化的国内资源配置，降低贸易失衡中的不合理成分。

　　外贸亮点和担忧

　　《报告》认为，上半年国内经济有三大亮点：一是工业增加值有亮眼表现，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速6.0%，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8.7%；二是出口实现正增长，并且处于持续向上攀升的过程中，美元计价的中国出口额上半年累计同比增速达到3.6%；三是调查数据显示，二季度消费倾向比去年二季度有所提升。

　　今年以来，随着贸易顺差持续扩大，贸易平衡问题引起更为广泛的关注，且部分观点将其与部分领域所谓的产能过剩关联在一起。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和贸易顺差均创历史同期最高水平，其中，按美元计价的贸易顺差达到4350亿美元。二季度以来，按美元计价的中国出口当月同比增速逐月回升，增速分别为 1.4%、7.6%和8.6%，6月单月贸易顺差更是创下新高。

　　《报告》专题部分回顾了本世纪以来我国经历的3轮显著贸易顺差，即2004年～2007年、2012年～2015年、2018年至今，并从趋势性和周期性成分角度分析了背后逻辑。其中指出，贸易顺差的趋势性成分背后有合理因素，也有遏制国内消费和投资的市场失灵和政策扭曲；贸易顺差的周期性成分来自国内外经济周期的变化，也包含了我国逆周期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影响。

　　“以减少国内消费和投资为代价获取的贸易顺差，面临着很高的机会成本。”张斌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投资边际回报率已经很低，把资源借给国外并从中获得高于本国的投资收益，不失为优化的资源配置方式。但是，对于难以用商业回报率评价的公共基础设施类投资则很难适用这个原则。如果由于某些市场失灵、政策干预或者其他因素抑制了国内的消费和投资，本国资源不得已用于积累海外资产而不是国内，不符合优化的资源配置格局。

　　张斌认为，贸易顺差所积累的海外资本的真实收益率不高，多数时候甚至低于国内资产的实际收益率。另外值得考虑的因素是，贸易顺差持续扩大会不可避免地带来贸易争端和贸易制裁增加。我们需要做的，是减少贸易顺差中的不合理成分。

　　消化顺差仍靠内需

　　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执行院长郭凯结合国际经验指出，从多角度来看，贸易不平衡是一个需要关心的问题，需要充分认识背后深层次原因，重视保持贸易平衡的重要性。

　　他认为，当下国内有很多政策可以减少不合理顺差。从长期角度，过去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消化顺差的做法也有借鉴意义，包括对外投资基础设施、产能转移、对外援助等。

　　高善文认为，在趋势性因素中，国内储蓄率太高、美国储蓄率太低是被很多人认可的原因。在这个角度，修正贸易失衡最重要的办法仍是扩大国内消费。

　　“无论是国内投资还是消费，我国还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需要大量资源投入经济，这些投入不仅有利于改善当期福利，也是对未来可持续增长的必要保障。”张斌认为，要走出贸易失衡，要通过减小和消除各种市场失灵和市场摩擦，减少不当的政策干预，实现更优化的国内资源配置，降低贸易失衡中的不合理成分。

　　对此，他从结构性和周期性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首先在结构政策方面，一是要改变地方政府激励，将投资和生产补贴转向公共福利支出，把工作重点更多转向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二是打破服务业进入壁垒，推动公平市场竞争；三是推动金融服务业改革，更好服务企业融资和居民养老保险。

　　其次在周期政策方面，一是要用足逆周期政策，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二是稳定房地产市场政策；三是把握好地方政府化解债务的政策节奏。

　　《报告》也指出，当前国内经济恢复的关键仍是需求不足问题，主要拖累是广义财政支出，而非私人部门，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地方综合财力下降。张斌认为，我们要重视需求不足带来的一些“并发症”，通过更大力度的财政、货币以及房地产政策引导经济走出收入、支出、预期、信贷的负循环。

　　哪些政策将带来积极影响

　　高善文提到，刚刚召开的第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在部分领域做出了“非常困难但是非常勇敢的决定”。他认为，从长期来看，这些决定对提升中国的消费率、降低储蓄率和恢复国际收支平衡，应该会起到很积极的影响。

　　比如，《决定》在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方面提到，要健全推进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住房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等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合法土地权益，依法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探索建立自愿有偿退出的办法。

　　高善文认为，在保留农民工在农村所有权益的基础上鼓励农民工进城，并为其提供与城市居民同样的公共服务，这是一项在过去没有如此明确过的政策，如果能够能得到强有力的实施，毫无疑问将有助于提高国内消费力，从而削减国际收支失衡。

　　他认为，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这意味着基本公共服务与户籍逐步脱钩，而与常住人口登记为基础的居住证相挂钩，政策意义重大。

　　他进一步表示，如果在除了少数特大城市之外在大多数城市推进以常住登记人口为基础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也就意味着户籍制度在经济领域基本被废除。

　　在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方面，《决定》还提到，要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扩大失业、工伤、生育保险覆盖面，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户籍限制，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

　　高善文认为，在我国城镇化推进过程中，一些隐性的制度歧视会抑制居民的消费意愿，这些制度歧视不仅存在于农民工进入城市，也存在于小城市居民进入大城市等不同情景。他以疫情后的“疤痕效应”举例说，这种歧视与社保体系的不完善，都是抑制疫情后消费倾向的原因。

　　“（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只）是退休以后拿到（多少）收入，而是遭遇系统性风险等情况下，背后有没有政府提供足够的支撑。”高善文说，从三中全会《决定》来看，我国在社会保障领域也有了很多更清晰明确、覆盖面更广、保障力度更大的措施，长期来看也会纠正国际收支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