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要求，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专家解读认为，在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过程中，需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需要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建立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现代化市场体系。

　　需支持长期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

　　决定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完善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战略性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引导新兴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这明确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八个重点领域。”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学术委员会主任王一鸣在国经中心“经济每月谈”活动上说，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是要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因此必须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

　　过去5年，我国科技金融得到了快速发展。高技术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年均保持30%以上的增速，科技型中小企业获贷率从14%提升至47.9%，科创票据发行超8800亿元。截至今年一季度，在信息技术、半导体以及生物医药等重点科创领域的私募股权创投基金在投项目达10.4万个，在投本金4.6万亿元。展望未来，科技金融的发展空间依然很大。

　　“决定指明了科技金融的发展方向。我们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提高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广度和精度，形成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和融资模式。”王一鸣说。

　　决定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加强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完善长期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支持政策。

　　“这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体的金融体系，有着对传统产业比较成熟的融资模式，但在对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支持方面，仍面临科技创新的融资需求和传统金融机构的风险要求不匹配、不适应的问题。”王一鸣说，比如商业银行追求本金的安全和收益的确定性，与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不确定性之间的不匹配；科技企业重研发、轻资产的特点，与金融机构以抵押品价值确定贷款额度的模式之间的不匹配；金融机构习惯于服务大企业、大项目，与早期科创企业资金需求量较小之间的不匹配。所以发展新质生产力，金融体系需要进行相应调整，构建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多层次体系。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要义

　　决定要求，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要求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深化外贸体制改革；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

　　我国已经连续7年保持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6.1%，历史同期首次超过21万亿元。并且，上半年进出口增速逐季加快，外贸向好势头进一步巩固。

　　财政部原副部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原副理事长朱光耀表示，传统的商品和要素的流动性开放，主要是通过降低关税、扩大市场准入等措施，推进商品和要素的自由化、便利化。而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制度型开放，需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这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要义。高水平对外开放需要通过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建立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现代化市场体系。

　　“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也是我们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决定对我们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同样是有时间表要求的，要在2035年达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要求。”朱光耀说。

　　朱光耀表示，世贸组织（WTO）当前有两项重要的谈判，正在最后达成协定的关键时刻。即电子商务谈判和投资便利化协定谈判。“在这两个协定磋商的过程中，中国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我们希望世贸组织的成员能够在这最后的关头，推进这两项协定的最终达成。”

　　关于高水平对外开放，国家发展改革委学术委员会原秘书长张燕生认为，下一步应把握机遇，构建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全球生产体系。

　　“除了我国本土GDP的部分，我们也要构建海外生产的部分。”张燕生说，构建国民生产总值的全球生产体系，涉及贸易、金融、科技创新等领域全球体系的构造，是一篇很新的文章。另一方面，我国需要稳住外资和外贸，构建全球开放合作的体系，使外资通过公平竞争参与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