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超过21万亿元，同比增速达到6.1%，再次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力量。面对当下复杂的国际形势，外贸回暖来之不易，更受关注的是，如何继续稳外资、提升外贸，进而推动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后称《决定》）提出，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近日，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张燕生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城市进化论专访时表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仍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但这不仅是制度型开放、流动型开放，或者创新型开放，更大程度在于如何“去地缘政治化”“去泛安全化”“去贸易保护主义”，并且能够保持全方位国际合作。

　　他特别提醒，面对地缘政治和保护主义，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更要将重点放在人文交流上来，一点一点地做人的工作赢得民心，“通过人和人之间的面对面交往才能够建立战略互信，才能够眼见为实，才能够寻求建立共同利益，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

　　下一步开放首先是人和人之间的交流

　　城市进化论：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引领全球治理，主动塑造有利外部环境。如何认识我国目前所处的国际环境？

　　张燕生：国家对当前国际环境有一个基本判断，即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怎么理解？1990-2008年之间的全球化过程和1870-1913年很像，当时，全球化和第二次工业革命造就了美国和德国的崛起，后来就进入拐点，进入1914至1945年期间，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

　　2008年是此轮国际环境深刻调整的拐点。2008年以后，基于规则的全球化告一段落，欧美国家推动“再工业化”战略，与中国发生贸易摩擦，并且转向“回岸制造”“近岸制造”“友岸制造”，用各种保护主义、地缘政治的方式，推动在中国的外商投资企业、民营企业订单外迁，产业链供应链外迁，技术、人才、设备、资金外迁，以减少世界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发展环境变得跟过去越来越不一样了。此前，中国开放路径主要是参与国际循环、嵌入国际工序分工体系，目前，开放不仅是制度性开放、流动性开放，也不仅仅是科学技术创新的开放，更大程度在于怎么“去地缘政治”“去大国冲突”，并且能够保持合作。

　　现在的国际环境越来越像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情况。以WTO等多边经贸规则体系推动开放的机制基本上已经不起作用，西方国家转向保护主义、新产业政策和政府干预。这种情况下，中国要怎么办？大家的共识是，我国仍然需要推动市场化改革，仍然要扩大对外开放、寻求国际合作，并且要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城市进化论：在您看来，要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重点应落在哪些方面？

　　张燕生：我认为，下一步开放首先是人心，是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不是讲大道理，仅凭制度的高低也无法影响西方国家的态度。在目前缺少战略互信的情况下，重要的是不要敌对、不要对抗冲突，而要一点一点赢得民心。

　　第一，要继续推动签证便利，让中国人更容易到世界去，让世界各国的人民更容易到中国来。互信只有通过人和人之间的交往才能够建立，建立互信以后，才能让各国人民“眼见为实”地感受中国。

　　此次《决定》提出，要对最不发达国家单方面开放。不仅理应如此，还有必要到当地去，他们是最需要帮助的国家和人群，我们应该提供援助，还要邀请当地的官员和年轻人到中国来学习。

　　第二，由于地缘政治和大国冲突影响，在很多国家，一些人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是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做工作就变得特别重要，就要把少数极端分子和广大的工商界和社会的普通大众分开。

　　第三，要寻求共同利益。过去，因为成熟市场难以进入，中国企业总是更敢于去高风险的地方，而由于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不去，当地也愿意付更高的价格购买产品和服务，收益确实很高。目前，日本、法国、德国等国家开始提出，当地企业可以和中国企业共同“走出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组成利益共同体，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

　　要创造条件推动外资参与现代化建设

　　城市进化论：在您看来，目前中国应如何有效稳外资、吸引和利用外资，最关键的举措是什么？

　　张燕生：在中国的外资最怕什么？怕国家间出现对抗。看我国的外资构成，过去70%是制造业，现在70%是轻资产的服务业，离开变得更加容易。从这个角度来讲，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是吸引外资、稳外资的第一要义。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负反馈”。理性上，中美双方都知道应该保持和平，但是在行动上滑向冲突和对抗。我一直强调，要有一个“硬刹车”机制，保障任何情况下不走向失控。

　　除了和平发展、推动合作，给外资定身定心丸之外，第二是不搞地缘政治，中国还是应该在商言商，第三是要给外资创造条件。今年两会提到，国企、民企、外企都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

　　如果把外资看作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那么，对待外资的态度就不应该不一样。外资能不能参加政府采购，能不能参加中国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能不能参加中国现代化战略体系的建设？这些问题都是需要从理论、政策、实践和战略上解决的。

　　城市进化论：《决定》提到要“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在您看来，我国应如何打破外贸体制机制障碍，培育新动能？

　　张燕生：中国外贸就像孩子一样正在成长，现在可能已经有15岁，但和已经达到45岁的西方国家相比还有差距。这是一个时间的函数，更是一个转型升级的问题。

　　早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外汇的官价、市场调剂价、黑市价统一为同一价格，外汇自主权完全放开，外贸出口补贴完全取消，外贸体制机制改革就已经取得突破。

　　但世界银行2020年版《全球营商环境报告》结果显示，我国营商环境在全球排名第31名，其中跨境贸易仅居于56位。改革开放多年来，我国一直在贸易便利化方面进行改革，也实现了单一窗口通关等贸易便利化，为什么到现在海关效率还是不够高？我了解到，事实上，跨境贸易的每个环节本身都是高效率，但是环节之间的衔接效率低，也就是部门之间的协调统筹能力出现了问题。

　　可以看到，外贸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市场化问题。比如，中国出口大多数以FOB（装运港船上交货）贸易方式成交，外贸商品只要过了船舷，货品增加值就是国外的。也就是说，中国只是生产，运输、保险和服务都是外国人的，这个定价模式决定了我们没有话语权、定价权和规则制定权。

　　现在，跨境电商采取的是CIF(成本加保险费加运费)的定价模式，比FOB进步一点，但2021年亚马逊封号，影响了中国跨境电商1000多亿的货值，我们突然发现，在跨境电商领域，我们懂得国际经贸规则、国际法律的人才、机构能力太欠缺。

　　区域开放格局还将发生深刻变化

　　城市进化论：《决定》提出“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在您看来，我国在优化区域开放布局上应如何进一步破局？

　　张燕生：过去45年，我国改革开放主要是参与国际循环、嵌入国际工序分工体系，因此开放主要是在沿海地区。但从外贸依存度看，珠江口东岸的深圳、东莞的外贸依存度，比西岸的广州、佛山高得多。具体到码头货物上，深圳码头的货有7成是外销，而广州码头的货有7成是内销。

　　从这个角度说，在过去的沿海开放格局中，不同沿海城市的功能存在差异，其中，参与国际循环的城市主要包括长三角的上海、苏州、宁波，珠三角的深圳、东莞，而广州、佛山、杭州、南京等城市则是以参与国内大循环为主。

　　现在讲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从数据上看，2006年，我国外贸依存度是64%，2021年下降到34%，2034年很可能进一步降到24%，进出口的增长率远远低于GDP的增长率。

　　接下来区域开放格局还将会发生深刻变化。由于地缘政治和保护主义影响，下一步战略重点是扩大内需、扩大进口，而不仅仅是出口；开放的含义也将是经济的国际化、产业的国际化、城市的国际化和人才的国际化，而不仅仅是对外的问题。这样一来，今后沿海地区中，究竟是广州更重要还是深圳更重要，暂时很难说清楚了。

　　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是靠出口拉动的，只有像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四小龙才有较高的外贸依存度，大国都是内需更重要。因此，我们的重点是做好自己的事情，比如说打造世界大脑，让全世界的留学生、研发团队都更容易、更便利到中国来，这叫高水平对外开放，而不是仅仅是扩大出口。

　　城市进化论：明年，海南即将全岛封关运作。当前国内外发展形势下，海南全岛封关对于我国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何新的战略意义？

　　张燕生：它的战略意义是长期的，而不是短期的。无论是1978年改革开放对海南位置的看重，还是现在高水平对外开放对海南的关注，其实都是看重它面对印度洋、太平洋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作用。

　　但封关以后，如果内生动力起不来，综合物流和跨境供应链管理起不来，本地加工增值能力起不来，封关会使发展变得更不容易，人流也更不容易畅通，今后的发展就会遇到困难了。

　　对于封关和下一步的发展，海南还有很多基本问题需要解决，比如海南是一个正常岛还是生态岛？海南的基础设施是越便利越好，还是越不便利越好？海南和香港的关系是竞争还是互补型合作关系？都需要慢慢去探索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