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中国首位聋人语言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特殊教育学院教授郑璇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演讲。内容有删减。

　　■郑璇

　　1981年，我出生在武汉市的一个军人家庭，父亲是南海舰队的战士。两岁半时，一次感冒发烧时注射药物过量造成了我永久性的听力损失。

　　我的爸爸妈妈有一个朴素的信念：一定要让我和其他孩子一样，其他孩子能够做什么，我也必须能够做什么。所以，我完全没有上过特殊教育学校，成长之路和大家是一样的。

　　当时中国还没有听力康复中心，我在父母的培养下慢慢克服了很多困难，学会了说话。从小学到初中，从高中到大学，一直在普通学校长大。在武汉大学完成了本科和硕士学业后，我考入复旦大学攻读手语语言学博士，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听障人士的语言问题。

　　从两岁半开始失去听力，助听器就陪伴着我的一生。3岁时，爸妈从香港买来最好的助听器。当时的助听器是一个大大的盒子，外婆就为我缝了个红色布袋，让我把它挂在胸前，那时候很多人会用奇怪的眼光看着我。后来，随着助听器的更新换代，我用上了小巧的耳背式助听器。

　　我是听力一级残疾，是残疾等级中最重的一级。大家听我现在说话非常清晰，但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听障者说话能力的恢复更多地取决于教育、康复和后期支持。

　　我特别信奉这样一句话：除了听，聋人什么都能做。这句话出自美国加劳德特大学校长King Jordan。加劳德特大学一直是世界聋人教育者心目中的圣地。此前，该校校长都由听力健全的人担任，而King Jordan是这所大学历史上第一位聋人校长，自他以后，历届校长都由听障者担任。

　　随着时代进步和科技发展，现在很多听障人士可以开口说话，“十聋九哑”已经成为历史。我在读大学时，利用中文系的优势学习了语言学、语音学，知道了每一个音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从而进行自我矫正训练。我用随身听把自己说话的声音录下来放到耳边，仔细地辨音，借助仅有的残余听力，让自己的发音越来越规范、清晰。这个过程也印证了一件事：通过努力，我们可以去探索未知的禁区。

　　现在，社会上为残障者提供了很多无障碍设施，以帮助残障者更好地回归社会。那么，听障人群到底需要怎样的“无障碍”？在我看来，“无障碍”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家庭沟通无障碍。学界有一个词叫“餐桌综合征”，意思是说一家人在家吃饭享受天伦之乐时，听障人士很难参与其中。听力障碍让家人在某种程度上像“最熟悉的陌生人”，我们非常希望打破这种沟通障碍，去营造和谐良好的亲子互动和家庭关系。

　　二是日常生活无障碍。北京师范大学是国家应急语言服务团的成员单位，在灾害、危机来临时，我们可以为听障者提供语言援助。但听障者需要的不仅是应急服务，事实上，听障者们“无一日不急、无一事不急”，他们的生活每天都存在障碍，每天都处在隐形的玻璃罩里，被孤立、被隔绝。因此，我们要致力于营造对听障人士友好的空间。

　　三是求学、就业无障碍。我们要让更多残障者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在职场上也需要更多企业接纳听障员工。现在，有“无声”咖啡师、骑手、网约车司机……各种企业正敞开大门接受残障员工，我们要为他们的就业提供支持，努力提供职场无障碍的便利。

　　四是社会参与无障碍。例如，听障人士就医的时候需要手语导医服务，让听障人群可以毫无顾虑地去医院看病，这样可以避免因拖延医治带来的影响。

　　科学技术正在为残障者更多赋能。在教育领域，聋校教育正在不断变革，时代的发展让越来越多的聋生接受融合教育、随班就读。但是，聋生的书面语教学和普通人的书面语学习并不一样。普通人先能听，再会说，自然而然就可以学会书面语，但对听障者来说难度很大。我们现在仍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

　　有些人觉得，聋生康复之后就可以“能听会说”，然而，恰恰是表面上所谓的正常掩盖了很多问题。听障朋友接收到的信息仍然支离破碎，他们的声音并没有真正被听到、被看到。所以，我们需要发展高质量的融合教育，让用手语的听障朋友也可以接受融合教育，这是我们要持续思考和回应的问题。

　　我的职业愿景是希望通过我的努力，构建对听障者乃至整个残障群体的支持。从孤独走向沟通，从隔绝走向融合，在滞后时得到支持，在创伤中得到疗愈……没有人是一座孤岛，让我们一起努力，去营造一个让听障者、残障者乃至每一个人都活得舒服、活得自在、活得精彩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