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1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下文简称《决定》）正式对外发布。

　　《决定》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全面部署各领域各方面的改革。其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是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一项重要改革。

　　《决定》对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提出明确要求，具体包括健全预算制度，加强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把依托行政权力、政府信用、国有资源资产获取的收入全部纳入政府预算管理；健全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优化税制结构；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拓展地方税源，适当扩大地方税收管理权限；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等。

　　为了更好地理解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一些重点部署，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税收研究中心主任杨志勇。

　　实施全口径政府预算管理

　　《21世纪》：《决定》围绕健全预算制度、优化税制、完善央地财政关系等，对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进行部署。整体如何看待这些部署？

　　杨志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的方向是突出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定位，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相协调，建立健全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现代财政制度，并以此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

　　不仅仅是健全预算制度、优化税制、完善央地财政关系，《决定》中很多其他举措也跟财税体制相关，诸如要更大力度地支持科技、教育等，需要财税加大投入力度；规范地方招商引资，严禁违法违规给予政策优惠行为，也需要更规范的财税体制支持。

　　财税体制改革的部署，坚持问题导向，改革方案比较全面系统。有些改革举措能比较快地落地，有些还需要经过一些努力。

　　《21世纪》：哪些改革是比较好改的？

　　杨志勇：比如，合理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范围，适当扩大用作资本金的领域、规模、比例，可以比较快地落地。

　　再比如，完善政府债务管理制度，也可以先改起来。《决定》明确，要把依托行政权力、政府信用、国有资源资产获取的收入全部纳入政府预算管理。地方隐性债务的产生，很多都是依托行政权力、政府信用获得的融资，城投公司举借的债务很多是依靠土地出让收入（国有资源资产），这些都应该全部纳入政府预算管理。

　　以前大家讨论地方债务管理的问题，更多从债务风险、金融风险的角度来考虑。现在从预算改革的角度，基于实行全口径政府预算管理、预算要有约束力的角度，能从根本上建立全口径地方债务监管体系。

　　地方隐性债务的产生，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此前没有实行全口径的政府预算管理。现在明确要把依托行政权力、政府信用、国有资源资产获取的收入全部纳入政府预算管理，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的工作也能更加顺理成章。

　　推行零基预算改革

　　《21世纪》：这么看来，健全预算制度，其实未来有很多看点。《决定》提到，要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加强公共服务绩效管理、完善预算公开和监督制度、完善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等，这些举措能带来什么改变？

　　杨志勇：零基预算，是指不考虑过去预算资金分配使用情况，以“零”为基数来编制预算。这个理念非常好，旨在打破既得利益、打破支出固化僵化的局面，推行起来有一定难度。但是，有难度不代表不能推进，可以让部分地方先做起来。

　　实际上，有的地方如安徽省在零基预算改革上已经取得突破，经验需要进一步总结，以更好地深化零基预算改革。

　　全面推行零基预算需要时间，需要其他配套改革，这不仅仅是财政问题，还牵涉政府治理和国家治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可以为深化零基预算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加强预算公共服务绩效管理，当前已经在做了。绩效管理，是投入和产出的问题，就是对公共服务进行评价。企业绩效看利润、股价等指标就行，但是公共服务的绩效评价要相对复杂些，不同公共服务的绩效目标存在不同，需要先明确绩效目标。现实中有些地方建立了指标体系，引入第三方机构的评价，进行区域间的绩效横向比较，这些都是有益的尝试。对公共服务进行绩效评价，要确保评价结果是客观的、合理的，还要让这些评价结果真正发挥作用。

　　预算公开是很好的办法，有些数据公开后，就会有更多人包括社会舆论参与监督。正常而言，只要不涉密，预算信息都应该公开透明，这有助于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权责发生制，是指以权利和责任的发生，来确定收入和支出的归属，对应的是现收现付制。权责发生制在企业记账上应用广泛，在政府推行有一定难度，但这是方向。比如，今年收到的一笔收入，其实是去年的行为带来的，按权责发生制这笔收入应该记在去年，而现收现付制则会记为今年的收入。如果按现收现付制，可能今年什么事都没干，但却取得了去年那笔收入，这笔钱会掩盖今年的绩效效率。权责发生制的理念便于进行绩效评价，这与公共部门改革有着密切关系。

　　规范税收优惠政策，促进统一大市场建设

　　《21世纪》：健全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杨志勇：税收首要目的是筹集财政收入，然后才是平衡好效率和公平。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高质量发展对应的指标比较丰富，包括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兼顾效率和公平等，税收制度也应该顺应这样的趋势，要有助于经济增长和效益提升、推动全国统一市场的构建等，同时要兼顾社会公平、促进环境保护等。

　　具体而言，包括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规范税收优惠政策，完善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支持机制等。税收法定，是现代税收制度的应有之义。规范税收优惠政策，意味着对于不同经营主体和市场主体应该一视同仁，这样有助于统一市场的形成，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支持，比如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要加大税收支持力度。

　　《21世纪》：《决定》明确，规范地方招商引资法规制度，严禁违法违规给予政策优惠行为。但是，实践中部分地方政府表示，给予政策优惠是他们招商引资很重要的工具。要如何解决这些矛盾？

　　杨志勇：地方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未来应该进一步规范，这样有助于统一市场的构建。地方政府可做的事很多，可以优化营商环境、提供更高效的公共服务、完善当地基础设施配套等，以此来促进重点产业的集聚。

　　非劳动所得个税税负会更合理

　　《21世纪》：《决定》指出，健全直接税体系，完善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规范经营所得、资本所得、财产所得税收政策，实行劳动性所得统一征税。这是否意味着，直接税改革重点放在个税上？

　　杨志勇：健全直接税体系，包括所得税和财产税。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是很重要的举措。

　　2018年我国个人所得税法修订，推动个税改革从原来的“分类”征收转变为“综合和分类相结合”，并于2019年实施。2019年首先将四项劳动性所得综合征税，这四项劳动性收入包括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和特许权使用费。

　　目前，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税制度仍有完善的空间，未来可以将更多劳动性所得纳入统一的税率规则，而非劳动所得的经营所得、资本所得、财产所得，这些所得的税负分布要更加合理化，因为目前劳动所得的最高边际税率要高于非劳动所得的税率。为有效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未来要加大个人所得税抵扣力度，这是为了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

　　《21世纪》：深化税收征管改革，主要考虑什么因素？

　　杨志勇：税收征管是税收制度的有机组成。税收征管首先要保障纳税公平、税收公平，避免实际税负和名义税负相差太大，避免不同地区实际税负存在较大差异。税收征管是有成本的，随着科技进步，未来怎么提高纳税服务效率、降低征管成本，都是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关键所在。

　　增加地方自主财力

　　《21世纪》：在优化央地财政关系方面，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同时，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拓展地方税源，适当扩大地方税收管理权限。未来可能会有哪些变化？

　　杨志勇：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发展应用，有些事权上收到中央，更具有规模经济效应，有助于公共服务效率的提升。

　　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有几个方向都可以考虑。

　　一是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建议统筹考虑消费税的整体改革。

　　二是研究把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这三个地方税或者附加费都是地方收入，征收对象均为缴纳增值税和消费税的纳税者，且其计税依据均为纳税者缴纳的“增值税和消费税税额”，各地征收标准存在一定差异，地方有一定灵活空间。由于这三个地方税或附加费，其征收来源和计税基础有同一性，未来可以考虑将其合并为地方附加税，授予地方一定幅度内灵活设置税率的权限，这能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地方收入。

　　三是优化共享税分享比例。必须要承认地方收入现在主要来自共享税，未来如果适当提高地方分享比例，地方相应地可以获得更充分的税收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