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迎来一个没人会感到骄傲的“新里程碑”。

　　美国财政部网站29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已突破35万亿美元大关。这距离去年底美债突破34万亿美元规模，才过去短短7个月。

　　如果把这笔债务分摊到美国民众身上，相当于每人负债近10.4万美元。

　　高昂的债务，被美国学者以“爆炸性”一词形容。它为何屡屡站上历史高位？反映美国何种政治经济现实？又将带来哪些影响？

　　“100天模式”

　　美债这个大块头，不仅“吨位”接连刷新纪录，一路狂飙的“速度”也不断打破预期。

　　去年6月，美债规模突破32万亿美元，这一时间比新冠疫情前的预测提前了整整9年。

　　之后的半年内，美债以每100天增加约1万亿美元的速度飙升，被美国投资师称为“100天模式”。直至去年底，美债冲破34万亿美元大关，比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预测提前5年。

　　如今站上35万亿美元关口后，如雪球般越滚越大的美债可能依然“刹不住车”。

　　美国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认为，完全不排除在距离美国大选不到100天的时间里，债务再增加1万亿。“我们不能一直假装这不是个问题。”

　　该基金会报告还指出，如今，数万亿美元赤字对美国已是“家常便饭”。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最新报告显示，美国联邦政府2024财年预算赤字（2023年10月1日至2024年9月30日）预计将达到1.9万亿美元。

　　如果预计无误，这将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三大赤字，仅次于2020财年的3.1万亿美元和2021财年的2.7万亿美元。2020年、2021年正赶上美国在新冠疫情救助计划上大举支出。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美国政府在未来10年将出现万亿美元的赤字，在2025年至2034年期间，累计赤字将达到20万亿美元。

　　“野蛮生长”的背后

　　美债规模为何不断迎来一个个高位里程碑？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国友表示，美国政府债务高企，归根结底是“入不敷出，寅支卯粮”。

　　一方面，拜登政府提出的基建投资、削减通胀等法案需要大量花钱，但美国联邦政府收入并未相应增加，债务负担不断累积。

　　另一方面，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任期最后一年以及拜登上台后的一两年，美国出于应对新冠疫情的需要，急剧扩大财政支出，使本就不可持续的财政前景加速恶化。

　　有统计显示，民主共和两党都对债务激增负有责任。特朗普2017年的减税政策使债务增加近2万亿美元，因疫情推出的政策导致债务增加3.6万亿美元。拜登的政策则导致美国债务增加4.3万亿美元。

　　一边是连续几年的入不敷出，一边则是各种消极因素添堵。

　　无论是学生贷款减免计划、增加的医疗补助支出，还是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为解决银行破产而推高的成本，以及美国对外国的大额军事援助，都刺激美债“野蛮生长”。

　　宋国友指出，美债出现类似“100天模式”那样的快速扩张效应，几个因素在推波助澜。

　　一是拜登政府依然想通过财政支出计划刺激经济。这集中反映在，两党于去年6月达成债务上限法案，将暂缓债务上限生效至2025年初，并对2024财年和2025财年的开支进行限制。

　　然而达成法案后不到4个月，美国又迅速花光了近2万亿美元，不得不重开印钞机，也让债务上限的“红线”形同虚设，提前失灵。

　　二是联邦基金利率处于高位，导致美国偿还国债利息的支出扩大，这也是推升赤字的一大关键所在。统计显示，美国2024财年上半年的利息成本为5220亿美元，较2023财年增长36%。

　　三是美国庞大的军费开支。这本已是一个逼近9000亿美元的庞然大物，而在全球爆发两场冲突之后，美国通过临时安排方式向国会争取军费，进一步推高了债务规模。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认为，第一，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债务化成为常态，与美国政府“加杠杆”保持同步，之后的新冠疫情又加剧债务困境。第二，拜登政府主张“大政府”理念，三大法案均需发债融资。第三，美国并不十分担心债务，政府也不会崩溃，因为总有融资平台。它更关心GDP走低，希望通过财政刺激“做大”经济“分母”，控制美国联邦债务规模占GDP的比重。

　　字面上的“责任”

　　面对美债不断高举，国际社会早已发出预警。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研究主任古林查斯此前表示，美国的财政状况在世界各国中“最令人担忧”。

　　著名经济学家、《黑天鹅》的作者纳西姆·塔勒布认为，“由于债务不断攀升以及政客们无力应对这一问题，美国正面临‘死亡螺旋’。”

　　对此，美国两党并非没有行动。去年6月，两党达成《2023财政责任法案》。但这份被冠以“责任”二字的法案在舆论眼中，并未触及美国财政“不负责任”的病根，也难以解决美国巨大的财政挑战。

　　美国独立研究机构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的高级政策主管马克·戈德温当时表示，如果美国在未来十年内能够节省8万亿美元，那将是一个不错的状态，但《责任法案》仅能完成八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目标。

　　而在大选年，削减债务问题更成为两党不愿触碰的问题。共和党公布的竞选纲领中，没有提及国债问题，民主党也是“谈债色变”。

　　宋国友表示，美国债务不断升高，政治是一个深层原因。

　　在他看来，共和党人主张减税，但不愿削减公共开支；民主党人倾向增加公共支出，但不希望增加税收。“在两党竞争的政治模式中，减赤肯定会让选民感到不舒服，它意味着选民获得的福利减少。所以两党的财政承诺都只是流于形式。”

　　“美国在财政问题上没有形成超越党派的、一以贯之的审慎原则。”宋国友说。

　　陈凤英指出，在美国两党制下，债务问题政治化趋势明显。大选年两党都不愿背上削减福利或加税的“恶名”，但大选后种种博弈将凸显出来。

　　例如，两党将暂缓债务上限生效至2025年初。这一节点正好设在下届总统上任和部分国会议员履新之时，“新官”将要解决“旧账”。此外，明年国会也将仓促决定如何处理特朗普在2017年颁布的即将到期的减税措施。

　　“危险游戏”

　　有人说，肆意膨胀的美债犹如悬在国际金融市场头顶的“堰塞湖”。它会产生何种影响？又会否有“溃坝”之虞？

　　对美国国内而言，宋国友认为，“发债”利弊兼有。扩大债务规模维持了美国政府和经济体系的基本运转，但超出控制的话也会令美国资本市场感到担忧。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教授斯迈特斯表示：“赤字每增加1美元，私人投资就会损失33美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会削弱经济增长和工资。30年内，爆炸性的债务可能会导致美国人的平均工资减少10%。”

　　陈凤英指出，美国民众更关心通胀问题，企业关心降息问题，对于债务的关注并不集中。但债务对宏观经济肯定会产生影响，因为经济增量会被偿债所抵消，民众和企业需接受“蛋糕变小”的现实。

　　对全球而言，宋国友认为，美国的逻辑是，不断举债保障了其作为世界重要经济体的运转，进而促进了全球经济体的活动。但从长期看，负面影响可能是深远的，因为美国举债实质上是借助美元霸权，让全世界共同承担债务风险。

　　“谁都不知道临界点在什么地方。”宋国友说，“美国正在玩一个非常危险的游戏，如果无法平衡现实需求与长期风险，那么美国就要面对巨大风险。”

　　彼得·彼得森基金会认为，乐观的是，目前投资者对美国国债需求依然较大，税基也较为强劲。

　　但另一方面，投资者也担心，在“赤字轨迹”中期内不会有实质性改善的情况下，高债务水平会带来破坏性，如限制美国财政灵活性，对生产性支出带来挤出效应。再叠加通胀等因素，可能损害美国长期增长前景，招致更多外溢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