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宋丹丹在春晚小品《昨天·今天·明天》中无心插柳地创造了“薅羊毛”这个词，出人意料地流行到现在。

　　时至今日，“薅羊毛”已经不单纯只是一个流行词，甚至逐渐变成了一门互联网生意的代名词，长期混迹于电商圈。近年来，因价格设置错误被“薅羊毛”的例子并不鲜见。

　　8月28日凌晨，一家安徽县城只有6人的小天鹅专卖店遭遇“灭顶之灾”，由于电商运营人员价格设置错误，该店铺20分钟内以进货价4-5折的价格“卖出”货值超7000万元的货品，损失高达3000万元。

　　无独有偶，8月21日嘉华食品旗舰店也曾因价格设置错误，将某原售价为39.9元的产品设为秒杀价1元，短短几个小时，销量高达近600万份。据该店介绍，此举预计会造成数亿元经济损失。

　　“小天鹅”“嘉华食品”等事件背后是近些年规模日益壮大的“羊毛党”。

　　“羊毛党”最初还只是一群想省钱的消费者自发共享优惠信息，很多“羊毛”也是商家自己主动发放的。比如隐藏一些普通人找不到的优惠券，把链接发到一个公众号或QQ群领取。群主拿钱，群员省钱，店主刷单提升销量，倒也是个三方得利的途径。

　　不过，越界的“羊毛党”就不是占小便宜这么简单了......他们在网络上寻找一些存在结算漏洞、错误定价的商家下手，换取超低价商品或赔偿。更有甚者，无下限地利用规则漏洞，不留余地地牟取非常可观的利润。

　　如何才能合法地“薅羊毛”？

　　“薅羊毛”已成为广大消费者熟知的一种活动，但随着“薅羊毛”方式的多样化，有些人为获得远超合法“羊毛”之外的好处，降低道德底线和行为准则，从而触犯法律。对于网络“薅羊毛”等新型犯罪行为，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在确定合法与非法、罪与非罪的标准时，还应当综合考量法理和情理，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如何判断网络“薅羊毛”行为是否合法，关键在于消费者是否虚构事实、隐瞒真实信息进行交易，如果是根据平台、商家宣传，按照活动规则使用本人真实信息进行真实交易获取正常优惠，属于合法“薅羊毛”。但如果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假信息或者恶意利用商家过失、平台漏洞等进行虚假交易，则属于非法“薅羊毛”；是否构成犯罪，一般还应根据行为人主观恶意、行为手段以及危害后果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再根据个案的犯罪事实、量刑情节进行量刑。

　　怎样“薅羊毛”会涉嫌违法？

　　商家利用各类促销吸引消费者，本身就是给大家“薅羊毛”，消费者通过合法方式获取优惠，这本身并没有问题，但如果有人借着“薅羊毛”钻规则“漏洞”，甚至以此牟利，则就有可能涉嫌违法。

　　合理省钱和恶意“薅羊毛”的边界在哪里，尚无明确定论。从各地披露的案例看，制售、使用具有“抢单”功能的外挂软件“薅羊毛”的；有偿提供、购买他人身份信息参与优惠活动的；通过网络教授刷单方法的，都可能面临法律责任。按照目前主流的说法，合理的省钱一定是建立在消费和信息真实的基础上，将商家促销变成不当盈利方式则属于非法“薅羊毛”。

　　最具争议的是，当商家优惠活动出现漏洞时，“羊毛党”可以“凭本事”薅吗？2014年，亚马逊将一款售价为949元的“智能家居扫地机器人”标为94元，结果不到12分钟产生了3.4万张订单，后以“标错价”为由退单退款、下架产品，被290名消费者告上法庭。法院判决亚马逊向消费者分别赔偿每台机器的订单金额与市场价之间的差价855元，理由是防止“虚假促销、恶意单方砍单行为”，这是早些年引发公众思考“薅羊毛”界限的案例。

　　而网店“果小云”错误标注“4500斤脐橙卖26元”被大量下单，就获得了平台保护和公众声援。戏剧性的一幕是，其先后被曝出抄袭，店主的农民身份也遭到质疑，卖家究竟是被薅的受害者还是炒作者，模糊难辨。不难看出，“薅羊毛”是电子商务时代衍生出来的一种新型网络违法犯罪行为，评价难度大。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不是所有规则漏洞都可以利用。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乘人之危，怎么都不算光彩。

　　在消费和信息真实基础上，普通“羊毛党”避免“立于危墙之下”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区分“薅羊毛”的后果是双赢，还是像“大斑马”那样“卸羊腿”甚至“宰羊”。

　　如何监管恶意“薅羊毛”？

　　“薅羊毛”现象主要存在于电商平台，以及在涉及卡券优惠、优惠码、现金红包类的优惠活动。事实上，浏览大大小小的诸如某宝、闲鱼等交易平台可以发现，存在大量兜售、转卖优惠券的交易窗口，甚至微信群、微博群等社交媒体也早就出现了大量以“薅羊毛”为主业的专业组织，逐渐演化为成熟的“薅羊毛”黑灰产业链。

　　近年来，为促进互联网行业健康发展，我国不断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建设。随着网络安全技术的创新提升，我国网络安全产业也在快速发展，为网络安全提供了越来越强大的反黑支持服务。但目前，“羊毛经济”的黑灰色产业依然活跃，对其进行治理，需要政府、平台、企业各层面共同努力。

　　从政府层面来看，一要适应平台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新特点，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细化网络安全保护的一系列相关要素，增强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和约束力，加大处罚力度和强制执行力度，提升监管执法的综合水平。二要加强顶层设计与统筹规划，在政府主导下建立多元化的治理模式，构建由政府部门引导，司法机关、行业主管部门、平台、企业、网民共同参与的跨部门综合治理体系。三要推动网络安全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强组织领导和政策支持力度，建设网络安全生态系统。四要加强社会宣传教育，强化公民守法意识，使其能够自觉抵制违规违法行为；提高公民的安全防范意识，警惕和识别犯罪行为，从而提升打击效率。

　　从平台层面来看，一是互联网平台企业需要建立事前预防、事中检测处置、事后分析总结的常态化审查机制与风险管控体系。二是加大网络平台整治力度，加强技术创新，及时修补技术漏洞。严格账号审核机制，以更高效、更精准的方式打击虚假账号，严厉处罚商家与“羊毛党”勾结刷单等行为，共同营造清朗的网络平台环境。三是加强与相关平台、企业的合作，建立“反羊毛党联盟”，成员单位之间应共享黑产情报数据与技术数据库，充分利用资源共享优势，相互协作配合，联防联控，共同形成网络治理合力。

　　从企业层面来看，一要转变经营理念，创新营销方法。获得市场地位，不能一味从流通环节入手，盲目凭借低价促销而获得消费者流量。企业培养用户忠诚度的关键是能够为其提供优质的产品与服务。提升企业形象与品牌美誉度，要树立质量意识，同时要具备互联网思维，创新网络营销手段，而不是只靠发放优惠券、红包吸引用户。二要合规经营，杜绝短期行为和投机思想。应当充分认识到刷单冲量刷好评给企业长期发展带来的风险和危害，自觉抵制不良竞争行为，阻隔“羊毛党”野蛮生长的土壤，共同营造良好的网络经营环境。三要精细化营销管理，加强营销策划、设计和实施等环节的审核与监督工作，避免因出现漏洞而造成损失。

　　平台要为自身过错买单吗？

　　“若造成的损失完全系平台自身过错，消费者并无任何欺诈等心态，在这种情况下平台要求强制返还，会给消费者造成较大损害，属于明显限制了消费者权利，加重了消费者的负担，此时平台是不能随便拒绝此类交易的。当然，专门黑灰产团伙不在此列。”南华大学经济管理与法学学院副教授欧阳爱辉解释说。

　　欧阳爱辉称，倘若消费者自身权益因平台单方面终止履行合同而严重受损，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可以要求商家继续履行合同或一定程度上履行合同。

　　（资料来源：澎湃新闻、读特新闻、检察日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蓝鲸新闻、锦鲤财经、21世纪经济报道、南方+、杭州日报、法治日报、《人民论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