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职业陪诊服务需求日益旺盛，陪诊服务在提升患者就医体验、缓解医疗资源紧张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据第一财经记者从业内了解，陪诊师目前尚未被人社部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陪诊公司也往往以“家政”、“医疗咨询”、“健康管理”等名义注册。陪诊师的从业资质、服务流程、收费标准等都缺乏明确界定，服务质量也参差不齐。

　　巨大的市场缺口

　　随着上海、北京等巨型城市进入深度老龄化，伴随而来的老年人就医需求的矛盾更加突出。据北京市民政局在论坛上发布的数据，截至2023年底，北京市常住老年人接近500万人，占常住人口超过五分之一。预计到2031年，常住老年人口比例将超过30%，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

　　另据上海市人民政府官网，上海已进入深度老龄化，独居老人达30万。据上海市养老服务行业协会测算，上海陪诊师缺口达12万左右。今年以来，上海开放大学和上海市养老服务协会就联合开展陪诊师培训，参训学员通过考核后可获得“上海养老服务陪诊师”证书持证上岗。

　　医院以及相关部门还可主动吸纳具有医疗专业背景的人员参与陪诊服务，如北京市构建医务社工的服务体系，让具备专业背景的医务社工提供相关陪诊服务。

　　近期，河南省统计局发布的一份陪诊服务调研报告显示，90%以上的就医对象会因无法独立就医、家人工作繁忙等原因选择陪诊服务，河南省多地已出现职业陪诊机构且陪诊师数量稳步增长。

　　湖北省卫生健康委日前印发的《湖北省改善老年人就医体验试点工作方案》也明确，要积极探索开展陪诊服务，鼓励试点医疗机构与具备相应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合作，提供付费陪诊服务预约渠道。

　　在今年早些时候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医疗服务专业委员会举行的一场针对陪诊服务的研讨会上，参会的多位医院门诊部护理负责人表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陪诊员的市场缺口很大，陪诊服务雏形已有所体现。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钱菊英表示，近年来，医疗机构通过智慧医院建设、便捷就医数字化转型构建智慧就医新模式，提升医疗服务运营效率，但由于就医新模式存在一定的使用准入壁垒，在老年人、行动不便、异地就医等就医弱势人群中尤为突出，这些人群对陪诊服务的需求日益迫切，在医院帮助特定人群就诊的陪诊服务也应运而生。

　　第一财经记者了解到，目前陪诊服务在医院存在的形态，为纯公益性的医院志愿者行为加上纯市场化的社会“陪诊人员”。

　　一位社区卫生中心负责人告诉第一财经记者，陪诊在院内的需求旺盛，人群也多集中在家里孩子工作繁忙的老年患者。目前医院没有提供专门的陪诊服务，仅限于志愿者、居委会工作人员等纯公益的行为，比如为患者做一些代配药的工作。

　　钱菊英指出，公益志愿者陪诊因其无偿性和志愿陪诊人员稀缺性，无法为所有有陪同就诊需求的患者提供持续性、高质量的服务，仅能提供少部分优抚对象及其部分就诊环节的陪同就诊服务。

　　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副会长兼医疗服务专业委员会主任朱同玉认为，陪诊服务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关系到千家万户的生活质量，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

　　“我们曾经邀请到瑞士的一个代表团，他们访问了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华山医院，以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对这些医院硬件设施的先进程度很赞叹，同时也婉转表达了医院服务质量还有待提升。”朱同玉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陪诊服务是医疗服务中的一环。”

　　陪诊资质尚待明确

　　在这一背景下，社会机构看准了陪诊的巨大市场需求。然而，市场化的陪诊服务因行业资质尚未明确，且缺乏规范性、制度性管理，服务尚存在灰色地带，一旦发生纠纷，消费者权益很难得到保障。

　　在第一财经记者在近期的采访中就了解到，曾发生有独居老人请钟点工帮忙“陪诊”，钟点工不幸把价格高昂的药弄丢了，但由于“陪诊”并不属于钟点工“家政”服务所包含的范畴，纯属帮忙性质，家政中介不对此负责，无法弥补老人的损失。

　　多位业内人士告诉第一财经记者，目前陪诊行业市场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虽然有“陪诊师”这个职业的存在，但是陪诊师目前尚未被人社部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陪诊公司也往往以“家政”、“医疗咨询”、“健康管理”等名义注册。陪诊师的从业资质、服务流程、收费标准等都缺乏明确界定，服务质量也参差不齐。

　　某健康管理公司创始人朱睿（化名）告诉第一财经记者，现在的陪诊师就好像当年的健康管理师，在职业发展之初是没有“名分”的，也就是没有“陪诊”这个职业分类。但随着市场的发展壮大，从业人员开始变多，那就会被逐步纳入职业分类大典，被规范化地去监管。

　　参考目前已经发展成熟的院内护工市场，朱睿表示：“陪诊和护工市场有些类似，医院不会自己去做，而是采取第三方外包的方式，护工市场相比陪诊而言，是一个需求更强的市场，现在基本都是和医院签约的机构全承包了，随着陪诊市场的逐步扩大，医院未来可能也会考虑采取这种与第三方陪诊机构签约合作，从而进行规范化的管理。”

　　第一财经记者了解到，上海已经在制定规范陪诊师的工作规程和工作标准，起草制订《陪诊师从业技能标准》、《陪诊服务规范》两项标准，拟今年向社会发布。

　　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副会长简大年表示：“社会是一个相互服务的社会，陪诊就是一个很具体的服务，也是一个新的业态，而且和民生密切相关。一个行业要健康发展，必须制定标准，然后实施标准。”

　　据介绍，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正在推动相关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加强从业人员的培训和管理，在标准实施中，联合会将以第三方的角色，监督陪诊的全过程，使陪诊服务健康发展。

　　哪些人在从事“陪诊师”？

　　尽管“陪诊师”尚未被列入我国的职业分类大典，但第一财经记者发现，与陪诊服务接近的一项职业为“社群健康助理员”。该职业的定义为：运用卫生健康及互联网知识技能，从事社群健康档案管理、宣教培训，就诊、保健咨询、代理、陪护及公共卫生事件事务处理的人员。

　　而根据河南省统计局的调研数据，目前的陪诊服务多局限于基础的协助就医服务，如预约挂号、缴费、取药和办理住院手续等。陪诊师中具备医疗专业背景的人员占比较低，无法在患者就医过程中提供专业、精准的医疗咨询和建议。

　　第一财经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的陪诊人员中，既有从事家政的人员，也有快递人员，他们一般从事简单的陪同看病或代配药服务；另一大部分人群则是过去长期从事医药或药械设备销售的人员转型。

　　朱睿认为，这部分“药代”可能会成为未来陪诊市场的“主力军”，因为他们不仅熟悉医院的流程，而且也有一定的医疗资源。

　　“陪诊服务的内容也是很多的，有单一的纯陪同看病，我们叫做温馨的陪诊服务，这是比较简单的，有些是从人才保姆市场，甚至快递小哥转型的，这类陪诊对老人特别需要，尤其是独居老人的需求特别大，但还有一种是比较专业的陪诊，需要有专业医疗背景的人士。”朱睿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朱睿进一步说道，她所在的机构将陪诊服务称为“就医援助”服务，聘请的大部分人员为资深的护士，参与就医前到就医过程以及就医后的全流程陪同，这当中需要大量专业的医学知识，包括协助与医生专家的沟通，这也意味着此类陪诊服务的专业附加值会更高。

　　尽管目前陪诊收费没有专门的指导价格，但也有市场行情。第一财经记者从网络平台上了解到，目前简单陪诊的费用半天在两三百元区间，全天陪同在五六百元；而专业人士参与的陪诊价格基本翻番。

　　“我们再往后希望发展分病种的专病陪诊服务，那就需要具有更强专业背景的人才，这样会进一步提升服务的专业度。”朱睿表示。

　　朱睿看准的陪诊市场的另一大衍生市场是未来针对老年人的短暂居家护理陪同。“目前这块市场还没有发展起来，但随着老年化加剧，很多老年患者未来会有居家护理的需求，包括全流程的健康服务，我们也在积极探索中。”她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平台迅速发展，“黄牛导医”混杂

　　由于大量的陪诊需求，且市场尚缺乏明确的监管，目前也处于陪诊市场“无序扩张”的阶段。

　　据淘宝平台公布的数据显示，仅2022年就有2.6万人次通过淘宝搜索“陪诊”。淘宝、京东等电商平台上至少有超过500家店铺提供陪诊服务，有些生意好的店铺月销量多达上千单。

　　值得关注的是，一些所谓的陪诊平台打着“陪诊”的旗号，实际上是做着“黄牛导医”的非正当买卖，收取高额服务费为患者挂号，这既不能实现“陪诊服务”帮助就医弱势群体的初衷，也影响医院的正常就诊秩序，妨碍医疗公平。

　　朱睿告诉第一财经记者，“纯跑腿”的陪诊服务利润很低，吃的是人力成本的红利，但近几年来，中国人力资源市场的价格也在不断上升，除了一些人力资源公司凭借人力的优势还能赚取微薄利润之外，企业要有更高的利润，那就必须走专业化道路占有资源，而嫁接更“深度”的需求，而不是仅仅“卖苦力”。

　　第一财经记者在网上搜索相关陪诊平台公开信息，其中既有原本的医药销售公司转型而来，也有拥有互联网科技公司背景人员创立的。而一些大型的互联网医疗平台，尽管未以“陪诊”服务的名义推出相关服务，但实际也从事类似的生意。

　　例如，一家注册名字为“如意都”的陪诊公司，就是由从事医药销售工作20余年的“药代”于2020年创立。不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该公司创始人表示，陪诊师并没有挂号的“捷径”，“拼的是时间”，一早就去医院排队帮人挂号，并没有挤兑医疗资源。

　　对此，有业内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拼时间”这种做法不可持续，如果企业要保持一个持续的利润，没有医院的内部的资源，平台是不可能赚钱的。

　　事实上，已经有一些平台公开“售卖”专家号。第一财经记者查询某陪诊小程序发现，该平台除了提供陪同看病的简单服务之外，还有一项叫做“协助挂号”的服务，点进该服务，记者发现，平台设有不同专家级别的服务，费用高达数千元。例如教授级别协助挂号费用为2899元，院长级别协助挂号费为4899元。这些费用高出了陪诊费的十倍！

　　一位医疗行业资深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一些“黄牛”常常在医院附近，隐蔽得较好，询问患者是否有专家号的需求，这种现象现在也仍然存在。但随着互联网平台的发展，这些人现在有的转型到“线上”，甚至一些大平台会对这种“黄牛”行为进行包装，但仍然不改“黄牛”的本质。

　　针对这种以“陪诊”之名，行“黄牛”之实的行为，在今年初召开的上海两会上，钱菊英联合多名政协委员联名提交提案，呼吁不断规范需求庞大的陪诊服务，细化服务需求，界定服务边界，并提供服务保障，规避乱象。

　　她建议，在加快制定陪诊人员准入资质（持证上岗）、服务标准等专业性和规范性监管的同时，强化属地及行业综合监管，对陪诊服务进行综合性干预，做到既满足社会需要，又能且行且规范；此外，还要进一步促进医疗保险向健康保障转变，满足医疗服务的社会性、公益性特质，并探索保险偿付机制，陪诊环节部分服务是否可以纳入基本医保范畴，以基本医保、商业保险和自费相结合的形式，满足市场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