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年以来经济增长的整体表现看，数据上比较接近年初制定的5%左右增长目标，总体势头较好，但在实际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是税收增速在同比萎缩，尤其是企业与个人所得税已经连续两年萎缩。税收是最为真实的经济晴雨表之一，如果一年下降可能归于上年的基期效应，但是所得税两年连续下降，部分反映了经济增长的收入获得感受到了影响。

　　二是现实中出现了一定范围消费者物价下降的状况。过去这种现象主要集中在生产者价格指数PPI方面，但是2023以来已蔓延到消费者物价方面，这是受到了消费降级与收入降级的影响。通缩不是一个好的现象，过去我们一直把通缩与日本经济相连。这与日本长期的人口下降与价格下跌有关，但是一定迹象的价格下降出现在中国当前发展阶段，并不正常。需要指出的是，日本经济目前已经走出了通缩，而中国经济则徘徊在价格下降阶段。

　　三是市场上依然存在信心不足的问题。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主要就是指民营经济的投资信心不足，营商环境改善仍有较大空间。当前整体投资还主要靠政府与国企端来推动。

　　在此背景下，当前出台了若干刺激政策来促进经济反弹。短期的刺激政策可以直接解决经济不振的一时问题。实际上，中国经济经历了四十五年的改革开放，在若干困难关头多是依靠刺激政策维持增长，但其后遗症也很突出，包括产能过剩、地方债高企、房地产泡沫等。在当前情况下，除了出台短期刺激，笔者认为可能也需要从更深层角度考虑，进一步理顺机制，以此促进经济的健康持久增长，这或许是更为重要的优先议题。

　　举个例子，当前中国经济如同一架飞行中的飞机，随着飞机尺寸与重量的不断增加，如果要维持航速，常规的途径是增加发动机。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途径是为飞机替换先进的轻质复合材料，安装准确透明的感知系统、更替老化的电路与淤堵的输油管，通过"安心轻装"提高飞机运行可靠性与效率来保持稳定航速（高质量发展）。为此，笔者个人建议可从以下五个方面实施"安心轻装"的举措。

　　一、民营增信。从根本上确定民营经济是自己人的问题。在舆论导向与行政管理上均不能将民营企业家与解放前的"资本家"联系起来，不把资本主义的原罪扣在当代企业家的头上。实际上，近年来提倡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激励了无数优秀的企业人才响应号召，靠个人积蓄、贷款、筹资等方式去创业，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与税收，但由于疫情等的影响，很多创业企业九死一生，以至于出现民营企业家的尽头是"老赖"，创业者的尽头是"限高"的说法。对企业家动辄执法以及将经营困难的企业家列入失信名单，不但极大挫伤了正当创业企业家的积极性，也让未来计划参与创业的人才与资本望而却步。

　　因此，一是应从制度上更加明确保护企业家的合法收益与资产，以此增强企业家的信心，二是在更大范围内允许国企民企真正同台竞争，营造切实公平与友善的营商环境；三是对因为经营困难的创业企业慎用执法与"失信"大棒，减少创业的后顾之忧。

　　二、财政减负。目前，中国有2843个县级行政区、333个地市级行政区，每个区都有重复完整的行政管理体系，财政供养了数量庞大的人员。近年来，中国社会经济的数字化呈现加速发展的趋势，有些领域走在了全球前列。大量数字化技术与系统的运用，有助于行政效率的大幅提升，实现"精兵简政"，这在当前经济发展压力增大与财政紧张的背景下尤其具有迫切性。具体的举措包括，通过数字化手段进一步提升工作效能，简化行政工作流程，在此情况下可以考虑合并规模较小的县市级行政单位，减少三分之一县市级行政区的数量。

　　三、基建优化。过去40多年的大规模投资使得中国的基建迈入全球先进之列。然而，这种以地方政府和国企主导的基建投资模式也带来了潜在问题，包括经济效益低、政府债务高企、财政负担加剧等。未来阶段再实施大规模基建投资将难以为继，边际效应也将下降。因此，面对已有庞大的基建设施，当前的重点是减负增效，而不是继续外延扩张。具体而言，应改变过去"重建设轻运营"的思路，把基建的重心转向运行为中心，清理重复浪费基建，重点提升现有基建设施的运行质量与效益，增强造血能力。

　　四、监管有效。股市在2023年4月逐步下行以来，近日在各类政策刺激下快速反弹，这主要反映了政策的有效性与投资人对未来经济向好发展的预期。不过，市场本身在规范性、透明性等方面仍有相当多的空间需要改进。本次市场的急速反弹并不能反映出上市公司质量与竞争力的明显提升。如果监管的有效性与上市公司质量不能切实改观，资本市场的上涨也是缺乏根基的，甚至可能消耗掉新一批投资人的最后弹药。因此，当前阶段特别需要重视加强资本市场监管，亟待提升上市公司的规范性，加大对违规的处罚力度，大幅提升造假的成本代价，提升公司上市产业链的规范性与透明性水平，从根本上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让投资人真正安心长期投资股市。

　　五、货币定锚。宏观经济的管理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在对货币价值的管理。然而，当前经济对货币价值与数量的敏感度不足，货币价值的预期引导作用尚未更好体现出来，影响了宏观管理的效力。笔者认为，这部分反映了对货币定锚的认识与态度。笔者过去曾经多次呼吁，这里也再次建议，考虑建立通胀目标制实现货币定锚，将CPI增速目标锚定在1.0%-2.5%左右的水平，如果超出这个区间，则进行明确的政策干预与调整，促使币值维持在合理区间，以此让市场对政策走向形成安心与稳定的预期，增强社会投资的信心与稳定性。此外，通过货币定锚增强人民币的币值稳定性与透明性，对当前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作者系环亚数字经济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