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2日至23日，国际金融论坛（下称“IFF”）第21届全球年会在中国香港举办。与会者认为，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向全球的经济增长贡献了30%，中国经济中短期发展情况将对全球经济发展走势有较大影响。而对中国如何实现5%的年度增长目标，并找到中短期的经济发力点，多位嘉宾发表了看法。
存在下行风险但风险能够平衡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华首席代表巴奈特预测中国今年增长4.8%，认为4.8%差不多就等于5%。他预测在三季度之前可能GDP会稍微转弱，存在一些下行风险，但在上行方面还有更多政策刺激措施，相信风险能够平衡，能够达到4.8%、5%的增长。
如今，中国一揽子增量政策正集中发力。宏观层面的财政货币逆周期调节，体现在一揽子5年合计12万亿元化债新政等政策上。近来多地推动的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符合扩大内需和助企帮扶的要求。此外，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的政策以及提振资本市场的政策，亦有陆续推出并施行。
在第二、三季度经济增速不达预期的情况下，一揽子增量政策能否托底第四季度，进而助力全年增长目标的实现？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专家张燕生指出，从10月份的先行指标和经济数据，都能看到各项经济指标包括一些先行指标PMI出现明显的回暖迹象，这和第四季度出台一系列增量政策有直接关系。
彭博亚太首席经济学家舒畅对年度增长目标的预测是4.9%，但相信最终可能会看到5%或者5.1%的增长。她认为今年增长比较疲弱，夏天时政府公布一系列刺激措施，有些行业出现了上扬，能看到小幅增长，但还没有传导到整个经济当中，可能还会有下行风险。
关注政策的落实与沟通效果
张燕生表示，面对短期内需有待提振、中期内生动力不足，房地产市场跌跌不休、长期转型面对一些新阻力等问题，下一步政策落实是最重要的。
“比如对于房地产开发商放款的白名单制度，还有让政府出面购买一部分的烂尾房、消化一部分难以消化的存量，这些政策很难落地，已经碰到了挑战，需要有更加高效的实施方式把这些宣布的政策落到实处。”舒畅认为，政策是积极正面的，但需进一步升级使之行之有效。
IFF学术委员、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前院长宋敏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通过金融手段、市场化手段去盘活地方政府资产的进度并非十分理想，中央出手帮助地方化债是非常正确的。接下来除债务负担成本降低外，还需要有一些新的资金加入，去帮助地方政府完成他们原来做的事情。他推测未来会有更多的专项债出来，包括让地方政府去发行一些债务。
宋敏指出，在土地财政退坡、“铁公基”相较而言效率降低的当下，地方政府接下来应倾向于民生建设。以较持续的周期去做更多的服务民生的事情，对地方政府而言是个新课题，重点不仅是资金问题，还需要花时间去建立体系。与之对应的，是地方政府在财力上需要有更大的操作空间，另一方面有些事权或需有所上升。
“不仅是刺激政策的力度，更多要去看这些政策带来的改善，就是政策的沟通效果。”美银董事总经理乔虹指出，刺激政策实施后，要看是不是能够把政策意愿更好地传递给公众。
宋敏以社保为例表示，服务型政府需要创新思维，做一些会计上的创新，让居民部门能对民生保障、国有资产运作等领域有更多的感知，给居民部门更多的稳定感。把能交给市场的部分更多地交给市场，为各类型企业充分竞争让出空间，并做好民生服务等领域的工作。
更大力度解决结构性问题
如今，全球经济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地缘政治风险、全球债务水平上升等，而中国经济则在新旧动能转换中面临内需不足等挑战。为应对上述挑战，政策制定者、投资者和行业领导者需形成共识，共同制定策略，在经济复苏、环境可持续目标和技术进步之间寻找新平衡。
舒畅指出，地方政府当前的财务困境已持续了一段时间，今年尤为严重。因为房地产的调整有时候当地政府很难保证一个顺畅的运行，以支撑地方的经济增长，这导致了不同的后果，首先肯定会拖累增长。此外，一些地方政府采取了非常规的手段去增加收入，这样的话影响了人们的信心。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郝福满指出，政府面临两难境地，他们需要推动结构性改革让政策变得更有效，同时打造不一样的货币政策框架，以及获得一个不一样的财政政策空间，这几个必要性必须要同时满足。
郝福满认为，目前推动结构性改革的紧迫感还不够：“在中国的内需当中，现在很多地方政府没有进一步的支出空间和能力，因为他们的债务，化债假以时日是能够帮助他们的，虽然不一定立竿见影。必须进行的结构性改革要推进下去，必须要落地。”
张燕生判断，2025年政府财政赤字率会上升。他认为，现在中国经济真正的问题是地方政府缺钱、企业缺钱、老百姓缺钱。因此，需提升财政赤字率来支持地方政府和企业、居民应对困难。扩大内需战略对中国不仅仅是总量平衡的概念，它是在一个外贸形势更加严峻的情况下，中国的扩大内需战略、扩大进口战略，对处理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关系有着战略和长远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