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经济发展再迎新机。

　　国务院总理李强11月22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下称“国常会”），研究推动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有关工作等。

　　国常会指出，发展平台经济事关扩内需、稳就业、惠民生，事关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要进一步加强对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的统筹指导，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壮大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支持消费互联网平台企业挖掘市场潜力，强化平台经济领域数据要素供给，促进数据依法有序跨境流动，增强平台经济领域政策与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要规范市场竞争秩序，健全常态化监管制度，推动平台企业规范经营、有序竞争、提升质量，促进各方主体互利共赢。要切实保障消费者和劳动者合法权益，健全线上消费投诉公示、消费后评价等制度，指导平台企业依法规范用工，更好发挥平台经济对促进就业的重要作用。

　　国常会对市场竞争秩序、常态化监管制度等方面的表态，在当前平台经济发展的背景之下，更具现实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刘晓春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推动多方主体互利共赢的合作，要花资源和精力引导商业模式和技术创新，把市场蛋糕做大，推动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

　　释放支持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的积极信号

　　平台经济是以互联网平台为主要载体，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驱动力、以网络信息基础设施为重要支撑的新型经济形态。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技经所二级研究员、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副理事长蔡跃洲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介绍，平台经济的本质是依托数字平台连接需求侧消费者和供给侧商户、厂商，形成双边或多边市场。

　　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发展平台经济有两大作用，其一是促进信息流畅通，连接买卖双方、服务双方；其二是促进以平台为基础的新兴商业模式产生。

　　伴随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猛发展，我国平台经济快速崛起，取得了亮眼成绩。

　　数据显示，我国数字经济规模由2012年的11.2万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53.9万亿元，11年间规模扩张了3.8倍。中国信通院今年7月发布的《平台经济发展观察（2024年）》报告显示，2023年，市值排名前十的上市平台企业总营收为3.6万亿元，同比增长12.7%。总净利润达3854.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2.4%，增速较上年增长22.8个百分点。

　　此次国常会，既肯定了发展平台经济的重要性，事关扩内需、稳就业、惠民生，事关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也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对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的统筹指导，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在蔡跃洲看来，此次国常会专门研究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与中央前期安排部署一脉相承。“平台经济有高前期投入、高共享度、低边际成本、低转换成本、网络外部性等技术经济特征。这些特征使平台规模能够迅速扩大，并实现对网民的广泛覆盖，甚至接近全覆盖。平台由此成为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重要载体之一。”蔡跃洲说。

　　在盘和林看来，国常会积极推动平台经济发展，是为了让平台经济活跃，带动实体经济，并促进新商业模式的诞生，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

　　平台经济发展要促进各方主体互利共赢

　　平台经济曾经历一段高速发展的扩张时期，提高了经济效率，便利了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但同时，表现出了无序竞争的状况：平台间的相互封禁、“二选一”、低价竞争等引发了广泛关注。

　　盘和林说，平台经济发展多年，一些问题逐渐出现，其中比较显著的便是信息独占。由于平台享有信息优势，会限制公平竞争。

　　以平台间的相互屏蔽封禁为例，2013年，淘宝、微信互相屏蔽，相关链接无法直接跳转，随后，2018年微信封禁抖音，互联网平台间筑起“围墙”。2021年，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组织召开“屏蔽网址链接问题行政指导会”，提出有关即时通信软件的合规标准，要求各平台必须按标准解除屏蔽。随后外链屏蔽逐步解除。

　　又如“二选一”，电商平台当当、京东、苏宁、天猫等都曾经历过“二选一”纷争。2017年京东向法院起诉天猫，称其滥用市场支配力量实施“二选一”等行为。这被市场称为“二选一”第一案。

　　蔡跃洲表示，上述行为是在平台经济发展进入特定阶段后出现的产物。在用户规模、市场势力、数据资源等方面，平台企业相对于消费者、商户等其他平台主体或竞争性平台具有优势，并且利用这种优势使收益分配朝着自身也就是优势方倾斜。

　　“在一些条件下，相关行为可能违反反垄断法或反不正当竞争法，从而不利于平台生态的长期健康发展。”蔡跃洲说。

　　近期，农夫山泉董事长钟睒睒关于电商平台价格战的言论引起了广泛关注，钟睒睒认为，某些互联网平台让价格体系不断下降，这不仅仅是劣币驱逐良币，更是一种产业导向，对中国品牌和产业是一种巨大伤害。

　　他的言论引发公众对互联网电商平台低价策略和中国产业发展的思考。受困于平台的低价策略，中小企业不断压缩利润甚至赔本供货以抢占市场。赔钱买卖的影响之下，企业发展难以为继。

　　刘晓春表示，平台生态系统之间的竞争曾出现过互相排斥的零和博弈，甚至是内卷式竞争，对已有的监管、法律提出挑战。“国常会明确了平台经济提升质量、提倡创新、加强合作的方向，总的来说是倡导良性竞争。”刘晓春说。

　　在蔡跃洲看来，要通过建立完善的常态化监管制度，有效防止平台垄断与不正当竞争行为，保障平台生态中各主体的利益。

　　盘和林提示，实际要解决的具体问题很多，比如法律红线的确定、新兴平台如何加强管理、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具体方向等。

　　以常态化监管促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

　　我国平台经济曾经历强监管阶段，伴随多方力量的介入，平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乱象逐渐被纠正。总结起来，就是既“管得住”又“放得活”。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限定交易行为的“二选一”被严格禁止。在被称为“反垄断大年”的2021年，市场监管总局查处了多起垄断案件，维护了市场公平竞争的秩序。今年“双十一”前后，大厂拆墙，平台间重申合作，在支付、物流等领域落地相关措施，加大了互联互通。

　　平台经济的野蛮无序扩张踩了刹车，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良好竞争环境进一步被塑造。

　　平台企业被赋予新任务。2022年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

　　记者注意到，促进平台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常态化监管被多次提及。

　　今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促进平台经济创新发展，健全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制度。

　　8月20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金壮龙发表署名文章《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文章称，要促进平台经济创新发展。要健全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制度，支持平台企业发挥生态优势，提升数字技术和产品服务水平。

　　此次国常会再次提及健全常态化监管制度。

　　“要特别重视治理模式和监管方式的转型。此外，要给平台容错纠错的空间。”刘晓春说。

　　在她看来，监管部门未必需要事必躬亲解决每一个具体个案，而是需要承认平台在经济运转和纠纷矛盾解决上的主体地位。日常实践中，可以通过合规指引进行常态化监管，引导平台建立治理机制，并对相关治理机制进行科学的外部评价。

　　蔡跃洲认为，实现对平台经济的常态化监管，关键在于构建完善的平台经济监管治理制度体系，将企业行为纳入监管制度，提高监管过程在事前、事中、事后的透明度，稳定社会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