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日，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将开启为期两天的访华行程，同王毅外长共同主持第七轮中德外交与安全战略对话。

　　在国内政局动荡、特朗普卷土重来、中欧忙于解决贸易争端之际，贝尔伯克的北京之行有何诉求？

　　多重背景下的访问

　　相比去年4月访华，时隔逾一年半时间，贝尔伯克此次来访的时机与背景更复杂。

　　一来，德国政局发生剧变。

　　由于财政政策分歧难解，上月，总理朔尔茨将身为自民党主席的财长解职，自民党愤而退出三党联合政府。

　　三缺一后，联合政府秒变“跛脚鸭”，引发连锁反应：朔尔茨本月将面临联邦议院的信任投票；明年2月将提前大选，选举新一届政府。

　　作为执政联盟之一的绿党主席，贝尔伯克此次可谓是在德国政府风雨飘摇之际访问中国。

　　二来，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

　　奉行“美国优先”的特朗普被认为是未来影响全球政经格局的最大变量，包括美欧在内的大国关系以及乌克兰、中东等地缘政治危机都可能迎来转折。

　　三来，中欧正就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加征关税进行磋商。

　　欧盟此前决定自今年10月底起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反补贴税，但表示仍将与中国就最终方案进行谈判。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日前透露，双方即将就解决方案达成协议。中方表示，已取得一定进展，磋商仍在进行中。

　　尽管德国反对加征关税，但是贝尔伯克对中国的电动汽车产业政策颇有微词。她直言，电动汽车补贴问题将是此行关键议题。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郑春荣表示，贝尔伯克早先就提出访华，双方一直在协调时间并最终敲定，恰好与一系列事态变化相交织。

　　“此访主要任务是参加第七轮中德外交与安全战略对话。”郑春荣说，这是中德政府间非常重要的磋商机制，主要就外交、安全领域的重大议题交流看法，在促进双方沟通、协调立场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同时，在德国明年2月大选、政府面临调整的前景下，贝尔伯克此行也不无国内政治的考量。

　　郑春荣注意到，贝尔伯克在临行前放狠话，关于电动汽车问题，妄言中国“破坏国际市场的公平竞争”；关于乌克兰危机，再次炒作所谓中国“通过经济和军事手段援助俄罗斯”；她还声称“合作优于对抗，但绝不能天真”。

　　在郑春荣看来，贝尔伯克向来对华强硬，而且德国明年2月将大选，抨击中国或是向国内放话，为自己加分，以便争取更多国内支持。

　　但是，考虑到特朗普上台后的不确定性、德国经济萎靡等背景，贝尔伯克对华示强并不明智。

　　“美德双边贸易逆差很大，特朗普上台后，德国很可能是美国关税大棒的重要对象，而德国经济自身又陷入困境。在此情况下，中国是帮助德国解决国内问题、保持经济良性发展的重要因素。不重视这一点，将来可能美国、中国两边都会失去。”

　　与此同时，与朔尔茨在对华政策上相对清醒、在增进中德政治互信上扮演积极角色相比，贝尔伯克的强硬声音折射出德国面临“时代转折”之时，内部声音越发多元、分散，不再像默克尔时代以共识为主导，这也导致德国政治“失稳”的局面。

　　双方将重点谈什么？

　　德国外交部此前表示，访华期间，贝尔伯克将会见政策制定者和德国经济代表，讨论双边问题及乌克兰危机等议题。

　　贝尔伯克在出访前夕宣称，此行将直面中德之间的主要分歧，并在一些重要领域展开坦诚对话。

　　根据德方释放的信息，郑春荣预计，双方将聚焦中德双边关系、地区形势及国际冲突。

　　双边层面，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外交与安全议题，德方还可能谈及经济安全、人权等话题。

　　“在德国关注的电动汽车问题上，贝尔伯克一方面会强调希望加强经贸合作，另一方面也会就所谓国家补贴、产能过剩等指责中国。”郑春荣说，中国也会据理驳斥，重申对保护主义的反对立场。

　　“当前中德经贸纽带依然紧密，但是面临新形势下的挑战。由于双方产业结构变化，中德已从错位竞争走向直接竞争。”郑春荣说，解决之道在于利用各自优势，寻找新的合作模式或领域。但是德国以及欧洲存在矛盾心态和认知偏差，他们既想保住在华既得利益、利用中国市场与技术，又担心形成新的依赖，于是竭力从政治正确角度强调“去风险”、站在道义制高点上批评中国，“所以显得很拧巴、很纠结”。

　　地区层面，德方可能会提南海、台海、航行自由等问题，中方也将表明立场。

　　国际层面，将涉及乌克兰危机、中东局势，并各自表达立场与关切。

　　乌克兰危机被贝尔伯克列为另一个关键议题。

　　“从目前战场形势看，俄罗斯在推进，乌克兰处于劣势。欧洲担心未来谈判将对乌不利，贝尔伯克有意借此访施压中国不要支持俄罗斯，同时了解中国对解决俄乌冲突的想法。”郑春荣说。

　　针对贝尔伯克访华前指责中国为俄罗斯提供武器，中国外交部2日回应称，关于乌克兰危机，中方已经多次阐述过立场。中方坚决反对无端的指责和嫁祸于人，反对政治操弄。

　　从不确定性中梳理确定性

　　女外长强硬归强硬，但并不妨碍今年以来中德高层保持密切互动。

　　德国总理朔尔茨、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哈贝克分别在4月、6月访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9月访问柏林；中德领导人上月在里约G20峰会期间实现会晤，如今德国外长本人也访问北京，让两国高层交流在一年之间始终保持强劲的“脉动”。

　　展望明年，郑春荣认为，中德、中欧关系走向受到多重因素影响。

　　首先是美国因素。特朗普明年上台后会如何重塑美欧关系，将影响德国以及欧洲的对华政策。

　　其次是欧洲选择。面对特朗普可能挑起贸易战或施压，欧洲作何选择也至关重要：是牺牲在华利益换取特朗普手下留情，还是与中国加强合作、共扛多边主义大旗，联手为全球和平与发展注入正能量和稳定性？

　　第三是德国政局变化。明年大选后能否形成相对稳定的政府及其在对华关系上持何态度，是秉持合作立场，还是趋向制度性对抗？

　　“总的来说，大变局下，中德、中欧关系面临更多困难与挑战，但是并非毫无机遇。”郑春荣说，在对华政策上，德国或欧洲内部不是铁板一块，依然存在理性声音；面对难以预测的特朗普，欧洲也会留下战略回旋空间。预计中德、中欧会形成复杂的互动关系，从不确定性中梳理出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