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经济版图的重塑，中国企业掀起了新一轮的出海热潮。和过去简单的“走出去”不同，中企出海正迈向更深层次的战略布局。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4年1~10月，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158.3亿美元，同比增长10.6%。其中，中国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266.5亿美元，同比增长3.0%。
“相比于十多年前中资企业出海的心态更加理性，经验更成熟。”巴克莱银行大中华区投资银行部主管余玮杰（Raymond Yu）近日在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表示。过去四五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进入一个比较平稳的水平，相比于过去的狂热，企业投资更加审慎，不会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而是为了开拓市场、引进技术而进行的战略性并购。而“一带一路”新兴市场国家正成为中企出海的热门地区。
不过，他也提醒，地缘政治将是未来企业出海面临的最大挑战，在选择投资目的地时，要格外审慎。同时，在经济下行的环境下，企业海外投资需要格外关注自身的杠杆率，尽量不做激进投融资安排。
中企出海趋于理性
自2022年美联储连续大幅加息以来，全球的利率水平走升，融资成本大幅提高，地缘政治越发复杂，多个地区收紧了对外来投资的监管，全球海外并购市场趋于冷淡。据毕马威的统计数据，2023年全球跨境并购规模同比下降了46%，并购金额仅为0.38万亿美元，为2014年以来最低值。
不过，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企业出海的火热。很多人预测，未来5~10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将会出现一个新的“出海潮”。
“相比于十多年前中资企业出海的心态更加理性，经验更成熟。”余玮杰对记者表示。
余玮杰称，2000年“走出去”战略正式提出，在之后的近十年，我们见证了对外投资增长的高速发展期。这一时期的出海投资是为未来的海外版图探路，为长远布局奠定基础，因此可以看到很多对外投资是在积极迅猛的势头下完成的，同时很多交易也存在纯粹财务投资的性质。
然而，随着“一带一路”等倡议提出，企业出海的政策支持进一步深化，中国对外投资进入有序发展阶段。过去四五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进入一个比较平稳的水平，每年的交易量大约2000亿元人民币。
“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看到企业在出海投资上也形成了更理性的目标导向，更加注重高质量的投资。越来越多的企业不仅仅是为了获得海外收入或者纯粹业务扩张而进行投资，战略性价值成为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考量标准。是否与已有业务互补并带来潜在协同效应，能否在产业链带来上游下游相关的供给优势，如何把经济和生产资源在国际范围内进行重新配置和优化，这些因素都成为企业寻求新型出海战略的重点关注方向。另外，我们也看到企业近期也会把它们在海外的投资作战略检讨，对一些没有那么大战略性价值的投资作出重新配置。”余玮杰对记者说。
在地域的选择上，中国企业出海近年来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余玮杰表示，和过去热衷于去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不同，“一带一路”国家成为中企出海的热门目的地。比如东南亚，其中最热门的一个国家是印尼。此外，欧洲、拉美以及中东地区也是中国企业乐于投资的地方。
究其原因，余玮杰认为，这主要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由于全球的政治经济形愈加复杂，很多投资目的地收紧了对外来投资和并购交易的监管。“选对投资的目的地直接关系到企业在并购之前是否能够拿到监管审批，特别是目标国家的外国投资者审批，或者是当地的反垄断审批。以及在项目完成后，是否有条件做长期的投资和发展，这些都需要准备出海的中资企业慎重考量。”他说。
需更多元化布局
对于跨境投融资而言，大的利率环境对行业有着风向标的作用。
余玮杰告诉记者，4年前，当时全球利率很低，一家香港企业要出售它们的欧洲业务，巴克莱作为卖方顾问，收到潜在买家的标书，价格比客户预期的还高，之后一些潜在买家又纷纷主动致电表示，可以继续上调估值。但是过去一年来，卖方市场已经全然不再了。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美联储重启非常规货币政策，连续大幅降息之后，趋近于零利率的超低水平。欧元区当时也降至负利率，因此推动了近3年跨境并购市场的红火。不过，随着2022年6月至11月，美联储连续4次加息75个基点，创下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大的加息幅度，也使得利率来到几十年来的高点，这让疯狂的买家们回归理性。
“巴克莱的企业存款规模也到了历史高位，这时我们的企业客户更愿意把手头上的现金放在定存里面，以此获得大约5%的无风险回报。”余玮杰告诉记者。今年下半年以来，时隔四年，美联储再次重启降息，11月议息会议声明显示，年内将进一步下调联邦基金目标利率25BP至4.50%~4.75%的区间。
余玮杰表示，从一方面来讲，全球大环境降息，会降低企业海外投资的融资成本，这有助于企业投资和扩张。另一方面，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对中国商品额外征收10%的关税，这看似好于之前宣称的“对中国征收60%关税”，但其实或许是其一系列动作的第一步。美国通胀仍存在韧性，一次性全面加征大幅关税和对美国企业减税对通胀的影响将更大，美联储会面临减慢降息节奏的压力。由于关税影响和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中国出口占比相对高的行业会受到阶段性甚至更长期的限制，同时这也为出海企业提供了产业链转移的其他机会。
“中国的出海企业需要对全球市场进行更合理的规划、更多元化的布局，减少对美国等国家的依赖，可以适当考虑转移到成本较低的其他新兴市场。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关税问题不仅是贸易领域的制约，更是对经济领域的辐射：在面对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下，国内企业想要立于不败之地，就需要持续控制成本提高质量，优化内部结构和效率，积极探索替代产业链，不断寻求创新和技术进步。”余玮杰表示。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在近期连续出台了一系列宏观政策。余玮杰认为，目前的政策支持更多是通过预期和信心的渠道向实体经济传导。希望能够带动经济大环境回升向好，并具体转化为企业在国内更高的盈利能力。最终受益者将是企业本身，只有强劲的盈利能力和稳固的运营基础才能为企业考虑出海或者优化出海模式提供坚实后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