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2日，“粤港澳大湾区新经济发展论坛暨21世纪科技年会”在广州召开。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田轩以“金融改革推动新质生产力”为主题进行了主旨演讲。

　　他表示，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内外两个原因。内部原因是中国经济在过去40年，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阶段转换。

　　“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创造了很大的奇迹。但过百万亿的经济体，不可能始终保持两位数增长，所以我们进入到了一种新常态。现在，中国处于中速增长状态，要想保持增长，就需要发展新质生产力。”田轩称，只有发展新质生产力，才能保证经济以较快的速度增长，而且是高质量的增长。

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田轩

　　外部原因则是技术封锁、关键领域的“卡脖子”倒逼中国要发展新质生产力。

　　田轩表示，中国的经济虽然发展很快，但是全球产业链分工布局的位置不高，关键零部件、技术仍受制于其他国家。

　　数据显示，我国价值链上游程度仅为0.01，远低于美国价值链0.29的上游程度。

　　“这个数据说明很多核心技术还没有掌握在我们手里。同时，中美已经从合作变成了竞争更多的关系，美国政府对中国企业的打压，也要求我们必须发展新质生产力。”田轩说。

　　他还举了一个例子，截至2024年11月30日，中国A股和美国市值排名前十企业的对比。

　　在美股市场中，排名前十的企业有9家是科技相关的，而A股市场的前十里只有一家科技企业。而且从市值来看，苹果一家公司的市值要比A股前十名企业加在一起的两倍还多。

　　“这代表什么？代表中国的科技创新还有非常大的空间。”田轩说道。

　　但是，创新并不容易，周期长，不确定性大，失败率也很高。因此在田轩看来，市场不能用传统的绩效合约对待创新，而是要用崭新的方式来激励创新。

　　田轩目前正在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金融如何促进企业创新，即科技金融。

　　他表示，科技金融是用金融的手段和工具，去支持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这需要从宏观的制度、中观的市场以及微观的企业等不同维度来设计。

　　比如在微观角度，需要包容个性和容忍失败的文化氛围。田轩称，之前有学者对超级创业者做过研究，发现这些创业者往往带有“疯狂”“孤僻”“非传统”“不听话”“不好相处”等特质。

　　“我们一般不会希望自己的同学、朋友有这些特征，但是，这确实是超级创业者普遍具有的特征，这是因为创新就是对未知路径的探索，这些人的不循规蹈矩、特立独行，反而让他们能够进行更好的创新突破，所以，需要对超级创业者有包容。”田轩表示。

　　现在比较热的一个话题是“耐心资本”，田轩指出，中美在私募股权基金上，也有一些差异。

　　比如国外基金的存续期一般在10-12年，国内基金的存续期则在5-7年。而造成国内基金存续期短的原因，是背后LP的构成不同。

　　田轩表示，国外基金的LP主要是养老基金及退休基金，它们追求的是长期稳定的现金流，而国内基金的LP构成主要以政府机构为主，但因为评价机制的原因，让政府投资平台变得不够有耐心。

　　不过，现在市场有一个崭新的组织形式，即企业风险投资（CVC）。CVC背后的资金来源不是LP，而是母公司，它的本质是非金融类企业设立风险投资基金，通过附属机构直接进行风险投资。

　　在美国，做CVC的企业包括谷歌、微软、通用、戴尔等，国内则有腾讯、阿里巴巴、百度、联想、小米、华为等。

　　田轩表示，CVC的特点是优先考虑公司的战略目标，而不仅以财务回报为目的，另外因为是使用企业自有资金，所以投资存续期普遍较长。

　　通过对比也能发现，CVC投资的企业创新数量会更多，增长速度也更快，这就是因为CVC对于失败的容忍更高，投资的期限更长，是更耐心的资本。

　　除了包容的氛围外，田轩认为，科技金融需也要有健康开放的资本市场。

　　他指出，对于外部融资依赖度高的行业来说，股权市场发展水平和行业的创新数量、创新质量、原创性以及通用性均呈现正相关的关系，而信贷市场发展水平则与之呈负相关。

　　因此，股权市场的发展能够促进外部融资依赖行业的创新，而信贷市场的发展则相反。在高科技密集型行业身上，也看到了同样的市场规律。

　　另外，田轩还表示，一个国家的金融市场开放和该国家的创新数量、创新质量、创新企业数量均呈现正相关的关系。这说明金融市场开放能够促进创新。

　　最后，田轩认为，科技金融也需要稳定的宏观政策导向。“我们研究发现，对创新影响最大的，是政策的不确定性，因为不确定性越大，就越愿意做短期投资，所以最重要的是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