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媒体报道称不少年轻人玩起了花活，对抗“越用越贵”“越看越烦”的算法。例如某网友分享她在平台上评论几句“机票太贵，不去了”，就让高价机票骤降了3000多元。因为系统给她的人物画像从“想要进行跨国旅行的有钱人”变为一个“旅行取决于机票价格的没什么钱的人”，从而成功让票价大幅下降。

　　很多人将信将疑的同时，回想起自己有过的遭遇：用价格不同的手机，在同一个电商APP搜出的同一件商品的价格也不同；在某门户网站偶然输入了一件商品的名字，下一秒其他购物平台点开，首页都是这个商品的广告；作为某电商APP的资深熟客，从来不会收到优惠券，而新注册账号，则优惠券密集如雨落。此类遭遇多了，也的确忍不住想方设法尝试各种操作，以期待这些APP对自己好一点。

　　作为理性社会人，对以上种种，很多人或许有过自己的研究和判断。例如APP到底能不能偷听到我们的谈话，实际上确有可能。因为在下载使用手机APP时，经常会按照要求习惯性授予其包括手机麦克风在内的手机权限。这就让一些APP有机可乘，当使用这些APP时，就有可能被通过麦克风“偷听”。“听”的前提达成后，一些APP就会在联网的情况下偷偷将这些收集到的信息上传，对内容进行分析后，将广告精准地投放给我们。

　　另外，使用手机时，用户难免会留下一些痕迹，例如地理位置、浏览器搜索记录、购买物品记录等一系列信息，大数据会对这部分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再通过算法分析，判断消费者存在的潜在需求，进而选取与之相匹配的广告精准推送。当然，如果手机APP一贯推送的商品并不准确，我们自然也不会产生这样的联想。如果算法只是精准推送而已，相信大部分群体尚可接受。但若基于网络窃听的大数据算法，在掌握我们的隐私之后，开始进行精准杀熟，那就不禁要问：有没有人能管管？

　　同一件商品，价格浮动是常情，不同季节，甚至一天当中的不同时段，价格因存货规模变动有差距也是可以理解。这时商家依赖算法定价，没有问题。因为算法本质上是解决特定问题的一种方法或工具，本身是中性的，并不存在价值观的偏好问题。但是算法的使用者有价值观，如果一种算法只算计顾客、算计骑手，唯独漏了自己，显然是一种恶法，而这种恶是使用者强加的，与算法本身无关。例如利用算法技术，分析用户的消费习惯、消费频率，对忠诚度高或能承受价格弹性大的客户实行区别待遇，或者给予不同客户以不同的优惠券、返现等手段实现价格差异，则具有更强的精确性和隐蔽性。也许有人认为这只是经济学上的价格歧视，不一定是违法行为。但此举有违商业伦理道德，涉嫌侵犯用户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隐私权等权利，影响经济市场的公正性与有序性，应受法律规制。

　　不能让算法作恶，年轻人尝试的那些“魔法”，可能有一点作用，但未必普遍适用。归根结底还需要完善算法本身，同时需要相对成熟的问责体系、监督机制和反馈机制，能够为及时纠偏提供保障。当前不同职能部门并未对“价格欺诈”的内涵、构成要件统一阐释，对同一种价格欺诈行为的处罚手段和力度也是千差万别，导致了价格法律体系的过度竞争，不仅消费者难以找到维权依据，执法部门也容易因为职能冲突而陷入消极懈怠。

　　近期，网信办等四部门联合发布通知，开展专项行动，治理算法典型问题，让人有所期待。短期看，起码要刹住利用算法实施大数据“杀熟”，以及利用用户年龄、职业、消费水平等特征，对相同商品实施差异化定价等典型乱象。 □魏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