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技术在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中总体处于中等水平，面临着三大挑战：一是原创性技术匮乏；二是高技术层次发展薄弱；三是虽有部分应用技术领先全球，但尚未形成系统化优势。
这些问题制约了技术升级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即从依赖技术向增强原创性技术创新转变，并推动现有技术持续升级。我把这个问题称之为“中等技术陷阱”。
历史经验表明，经济体从中等收入迈向发达水平，必须跨越“中等技术陷阱”。
中国技术水平仍处于中等
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它们的经验都表明，一个经济体要想从中等收入水平提升为高收入经济体水平，必须跨越“中等技术陷阱”。或者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跨越“中等技术陷阱”。
一个经济体在发展早期可以依赖技术扩散、依靠学习复制发达经济体转移出来的技术，但要成为高收入经济体，一方面需要依靠培养从0到1的原创性技术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则需要在现有技术领域实现可持续的技术升级，即在1到10的技术刻度上，不断向最高水平进步。
在过去数十年间，中国被视为世界的制造业基地，“世界工厂”“中国制造”乃至“中国创造”一度成为众所周知的词语。从绝对值来看，2021年中国制造业的增加值占全球比重高达29.79%，这一比例已接近美国、日本、德国、韩国、印度五国的总和（30.82%）。
然而，与世界一流制造业强国相比，中国制造业呈现出“大而不强”的特点。根据中国工程院2019年和2020年发布的制造强国发展指数，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强度仍处于第三阵列，甚至面临被第一、二阵列的发达国家压制在中低端领域的风险。
除此之外，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也受制于人，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基础技术和工业等产业对外依存度在 50% 以上，其中集成电路的进口依赖比例为80%，大型优质铸锻件的进口占比约为90%，高档液压件和密封件的进口占比则接近100%。就中国的技术水平而言，无论从供应链、产业链还是价值链等角度看，大体上都处于中等技术水平。
中国现在的情况如下：第一，缺失原创性技术，即缺少从 0 到1 的技术创造。第二，主要以应用技术发展为主，即使就应用技术而言，中国也仅处于 4～7 的位置（以1～10 为刻度），缺少 8～10 的技术。或者说，在很多领域尚未达到世界顶尖水平，许多核心技术及关键零部件对外依赖度依然很高。第三，尽管中国在某些应用技术领域已赶上，甚至取得了世界领先地位，但这些领域还处于零散的状态，没有形成系统。或者说，中国技术的整体还远未达到全面、系统性的强大水平。
如何跨越“中等技术陷阱”
就科技进步层面而言，一个国家具体该如何跨越“中等技术陷阱”？
自工业化以来，世界经济的发展就是一个持续创新的过程，也被称为“创新经济”，其核心在于技术创新。新技术的产生对现存社会而言，往往是颠覆性的。新技术所带来的新经济利益会冲击旧的经济既得利益，改变现有的社会结构，并迫使现存制度体系改革。因此，经济学家熊彼特把这个过程称为“创造性破坏”。
一个国家要突破“中等技术陷阱”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这些条件的具备将更有可能引发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我们可以将这三个条件统称为科技创新的“三位一体”模式。
这三个条件是：第一，必须拥有一大批能够进行基础科学研究的大学与科研机构。科技创新“三位一体”模式的第一支柱是基础科研。一个经济体的基础科研水平决定了其经济状况是属于“前沿经济”还是“追赶经济”。
为了全面提升我们的基础科研水平，就要找到中国基础科研相对较弱的根本原因，通过系统性地重塑与之匹配的教育、管理和软基建系统，为中国基础科研的崛起创造有利条件。
要确立“科学人口”培养系统。大学是培养“科学人口”的主要机构，需要做好两项主要工作：一是把“科学人口”的数量做大，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有兴趣且有能力去从事基础科研工作；二是创造条件让这些人去追求自己的兴趣，发挥自身的能力。
要建立与科学研究相适应的管理体系。在这个基础科研的管理体系中，必须尽量减少行政干预，更不能用行政逻辑替代科研逻辑。提供开放式的实验室，赋予科研人员足够自由，在不同区域的大学和实验室之间建立横向合作，形成基础科学研究网络，建设与科学研究相适应的软基建。
第二，必须拥有一大批能够将基础科研成果转化为应用技术的企业或机构。科技驱动“三位一体”模式的第二支柱是应用技术。一个国家应用技术系统的综合水平，决定了这个国家是否已经成功跨越“中等技术陷阱”。
总的来看，中国的科技发展基本上还处于技术应用式发展阶段，即主要依赖于发达国家的技术传播和扩散并加以应用。我们仍然缺乏原创性、突破性和颠覆性的技术创新。被一些人称为“新四大发明”的高铁、网购、移动支付和共享单车，这些技术或商业模式并非我们原创，而是我们凭借庞大的人口规模和国内市场优势，在改良和推广这些应用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要改进中国的应用技术系统，我们至少需要考量以下方面。
改善“技术人才”的培养系统。“技术人才”最为重要的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也就是工程思维方式和动手能力的叠加。我们希望中国的下一代涌现出更多世界一流科学家、工程师和技师，就要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其成为基础教育的一个重点目标，并将此类能力的考核纳入升学评价体系中。
促进隐性技术知识积累需要克服激励扭曲问题。尽管中国在很短时间内成为“专利大国”和“论文大国”，但这并不符合实际科技水平。要促进中国应用技术系统的健康发展，必须消除体制内存在的激励扭曲，鼓励长期主义、创新精神、学术诚信和高质量发展，让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愿意静下心来去做真正能促进隐性技术知识积累的工作。
确立企业在应用技术转化中的主体地位。在中国，应用技术转化的主体既可以是国有企业，也可以是民营企业，但无论是哪种类型的企业，都必须是市场化或者商业化的。
建设开放的工业实验室体系。工业实验室的市场化改革不可或缺，不能光讲投入、不讲产出。要通过开放提高工业实验室的有效使用率，各级政府的工业实验室之间应当互相开放，更应当向民营企业开放。
进行区域劳动分工。基础科研和技术应用领域要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各级政府不应当有“自给自足”的思想而设置各种障碍，应该通过市场化改革，促进该领域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
第三，无论是基础科研还是应用技术转化，都需要一个开放的金融支持系统来提供大量资金。就金融体制而言，风投体系的缺失是中国科技进步面临的最大短板。
中国的金融体系是为实体经济和社会经济稳定服务的，因此它无法扮演如华尔街那样的金融体系角色，也很难产生像美国那样的风投体系。如果我们能利用香港的金融中心优势，便能为基础科研和技术应用转化获取所需的金融支持。
我最近提出中国要建立双金融中心，分别是上海金融中心和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中心。上海金融中心可以为实体经济提供稳定的金融服务，而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中心可以依托区域内各中心城市的“劳动分工”，通过融合发展，构建一个可以同华尔街竞争的金融中心。
国有资本或者国有资本组成的基金至少可以从五个方面展开工作：绘制世界产业技术地图，搞清楚如何实现产业升级；利用大数据等工具，预测未来产业发展；和大学合作投资基础科学研究；探索中国版风投体系，促进应用技术转化；投资新兴产业。
政府的产业基金应当向民间资本开放，实现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优势互补、风险共担、回报共享。除了金融和国有资本的作用，政府还需通过金融改革发挥科技创新作用。当前中国金融结构面临的困境是，真正需要资本的科创企业拿不到资本，而无需资本的企业却往往被投资。
我们有三条调整路径可以考虑：一是推动专为中小型民营科创企业服务的民间金融，政府可以规制民营金融的规模、服务对象、区域；二是设立中小型国有银行，专门服务中小型企业，这些银行的考核标准应当和大型国有银行不同；三是引导量化宽松政策释放的资金流向与民生经济、创新创业相关的中小银行。
综上所述，基础科研、应用技术、金融支持三个条件必须互相配合，缺一不可。正是因为这三者之间的紧密关联，在西方，人们把技术创新过程称为“国家、市场、金融”间的一场持续“游戏”。也就是说，国家负责基础研究，市场负责应用技术，而金融负责基础研究到应用技术的转化。缺失任何一个条件，不仅会使技术创新很难进入一个良性循环，更会使得技术创新在某个节点戛然而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