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中国公司治理50人论坛指导下，北京师范大学公司治理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联合金融科技50人论坛举办“企业出海服务”生态交流和研讨活动。与会专家认为，未来30年将是中国企业在全球舞台上大有可为的重要机遇期，企业要通过深耕本地化与合规化，不断提升自身的全球竞争力，为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当前，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走出去”是我国发展开放型经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然而企业“出海”需要面对更加复杂的国际市场以及陌生的社会文化环境，对企业的产品技术、市场策略、公司治理、全球化管理等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盈科律师事务所党委书记、主任、全球董事会主任梅向荣指出，中国企业必须适应全球市场环境，寻求通过本地化投资实现与东道国经济的深度融合。

　　针对企业出海过程中面临的具体问题，梅向荣强调，企业需要充分理解并适应东道国的就业、环保、法律合规等要求。同时，出海企业必须严格遵守国际规则，保证项目的合规运营，规避因政策环境变化可能出现的风险。

　　“中国企业的新质生产力与全球经济发展将形成强大的互补效应。”梅向荣认为，未来30年将是中国企业在全球舞台上大有可为的重要机遇期。他呼吁企业通过深耕本地化与合规化，不断提升自身的全球竞争力，为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金融业“走出去”同样面临着复杂的内外部挑战，需推动治理机制完善以强化“内功”。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杨涛指出，当前中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既包括“引进来”和“走出去”，也包括制度、规则、管理、标准等在内的“制度型开放”。特别是近年来，我国金融业对外资进入的“门槛”大幅放松。虽然在当前全球复杂形势下，大规模“引进来”面临诸多制约，但仍有一定主动性。相较而言，金融业“走出去”则更具有被动性，面临更为严峻的外部挑战，包括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金融、监管、文化等差异，以及跨国政治博弈带来的复杂局面。

　　同时，杨涛指出，中国金融机构在全球布局虽取得一定进展，但仍面临竞争力不足、创新能力不强等问题。这既有外因，如各国的监管标准和要求各不相同，使得金融机构的合规成本较高等；也有内因，如金融机构国际化水平相对落后，内部治理水平的不足等。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金融机构定位和治理，健全服务实体经济的激励约束机制。杨涛认为，在推动金融改革与金融业“走出去”过程中，金融机构治理成为愈发重要的新命题。

　　杨涛指出，为更好地适应日趋复杂的全球金融市场竞争格局，致力于“走出去”的金融机构，要推动公司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平衡中国特色的金融机构治理建设。同时，深入研究海外差异化的监管治理与行业治理规则，权衡国内外的治理协调与一致性，把握规则治理与文化治理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