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明年经济增长5%，GDP的增量是6.6万亿元，就要增加6.6万亿元的总需求。这些需求增量从哪来呢？按今年前三季度消费、投资、净出口的贡献率，明年最终消费要增加3.3万亿元、投资增加1.7万亿元、净出口增加1.6万亿元。今年前三季度净出口对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23.8%，在这样的高基数基础上，明年再增加1.6万亿元，是很难的，过去从来没有增加过这么多。这意味着，明年经济增长5%，不能复制今年前三季度的增长格局。若净出口难以增加1.6万亿元，就要靠增加投资或消费来弥补总需求缺口。”
弥补总需求缺口，要更多依靠扩投资还是促消费？12月21日，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在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2024年会上列出了上述数字缺口，并表示明年稳增长的压力仍然主要在居民消费，大力提振消费是明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关键。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主要是国内需求不足，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群众就业增收面临压力，风险隐患仍然较多。
杨伟民表示，当前的内需不足，不是投资不足，不是政府消费不足，而是居民消费不足。他结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聚焦增量财政、低收入群体、产业政策提出三方面建议。
如何理解“提高投资效益”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明年的工作部署中，“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位于九大重点任务之首。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提高投资效益，是意味深长的。”杨伟民认为，总体看、长期看，内需不足，都不能再认定为是投资不足。
杨伟民结合今年前11个月相关数据指标表示，当前投资增速不高，既有周期性因素，更是趋势性的。
“我国投资增速已从本世纪第一个10年的20%，下降到2015年至2020年的10%，2020年至今年11月，总投资、房地产、民间投资均在5%以下。其间，基础设施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在个别年份在5%以上、10%以下。”他认为，这种趋势性变化说明，短期投资也许能刺激起来，但长期很难持续。
从投资率即固定资本投资占GDP的比重看，杨伟民认为，当前这一比重虽较2012年高峰（44%）时有所回落，但总需求中仍有40%靠投资，比例已经很高。“当前，有必要扩大投资，但若要继续提高其在总需求中的比例，也就是投资增长快于总需求增长是有难度的，要看投资需求是否还有那么大的物理性空间。”他说。
今年的总投资，仍然主要是受房地产投资拖累。“房地产投资取决于房地产销售，房子卖不动，对住房的消费起不来，房地产企业就不会投资。”杨伟民认为，未来，房地产投资仍有空间，但主要是结构性的，很难恢复到过去10%～20%的高增速。
他进一步表示，我国基础设施网络已经基本形成，投资空间已经收窄，一些领域确实需要加强，但多是公益性强、回报率低，需要更大规模债务支撑的领域。近年来，个别年份制造业投资增长较快，同出口关联较强，比如2021年、2022年和今年均是如此。
“过去是有项目没有钱，现在是有钱难找项目。”杨伟民认为，我国投资虽然有很大空间，但不会像2008年、1998年那样立竿见影地拉动增长。
政府消费VS居民消费
“最终消费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政府消费一般占最终消费的30%左右。2010年以来，政府消费率（政府消费占GDP的比例）总体攀升，2020年达到高点的17%，2023年降至16.5%，但比2007年的14.6%高近2个百分点。”杨伟民强调，政府消费主要用于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过去政府消费增长快，既是加强公共服务的结果，也是因为公共管理人员增加较快。
“过去十年，公共管理行业就业人员增加的规模是所有行业中增加最多的。政府消费是量入为出的，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很难说是充足还是不足。所以，内需不足，也不能说成是政府消费不足。”杨伟民说。
对比来看，今年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3.6万亿元，增长明显放缓，不如去年的多数月份，之后几个月都在4万亿元以下。10月，在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下增加到4.5万亿元，11月又回到了4.37万元。
杨伟民认为，以旧换新政策虽然推动了商品消费回升，但对服务消费的助力不大。而作为居民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商品住宅今年1～10月累计销售6.5亿平方米，同比下降17.7%，全年销售预计很难超过去年的9.5亿平方米，已降至2010年的水平。
从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看，今年二、三季度这一指标显著降低，是近几年来除疫情期间的三个季度外较低的，其中三季度贡献率只有29.3%，不到常年的一半。
杨伟民认为，居民消费不足，不仅是当前的突出问题，也是近2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在需求侧的短板。数据显示，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由2001年的45.7%降低到2023年的39%，虽然比2010年最低点的35%有所提高，但比2001年降低了6.7个百分点。
他指出，长期以来，我们在发展中对扩大供给很重视，对需求特别是对居民消费重视不够，对需求的生成机理、内生机制、有效政策研究不够，经济政策更多是扩大投资、扩大供给。“对扩大投资，轻车熟路；对扩大消费，力不胜任。”
他以1998年和2008年举例称，当时我国实行扩大内需战略，面对的实际上是外需不足带来总需求不足。当时的扩大内需战略，也包括了促进消费政策，但实施结果是投资重于消费。“今天，我们面临的是居民消费不足带来的总需求不足，因此这次扩大内需的策略要有所改变，从扩大投资转向扩大消费。”杨伟民说。
三方面扩大居民消费
结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相关要求，杨伟民针对促进居民消费提出三方面建议。
一是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应更多用于扩大消费。“今年前三季度居民消费增加了1.26万亿元，加上四季度，全年可能在1.8万亿元。假定明年净出口的缺口全部由投资弥补，明年居民消费也要增加2.3万亿元。”杨伟民说，明年稳增长的压力仍然主要在居民消费，但靠今年的消费政策，很难使消费增加2.3万亿元。
他认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更加注重惠民生、促消费、增后劲。所以，要降低增量财政用于投资的比重，提高用于支持消费的比重。
二是大幅增加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收入。“假定低收入组的消费率是90%，其年人均消费支出是8293元，月支出只有700元。”杨伟民指出，居民消费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低收入群体规模大、收入低、消费少。
在这一方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了很多针对性措施，杨伟民认为，要加快做好政策实施的准备，并更多向低收入群体倾斜。他同时建议，要加快落实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重申的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农户拥有的住房可以出租、入股、合作等改革举措。“中央已经确定且再次重申的改革，不一定还要再搞试点，应抓紧落实。”
三是支持消费型产业发展。“若实行扩大居民消费的需求政策，产业政策也要与之配合。”杨伟民建议，产业发展的总方针应该调整为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培育发展未来产业，支持消费型产业发展。
他认为，把消费型产业从传统产业中分开单独表述，有利于引导市场和各级地方政府重视消费型产业发展。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扩大服务消费，扩大服务消费的一个关键点是（扩大）服务消费的供给。多数服务消费是供给与消费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下实现的。”杨伟民建议，要支持发展服务消费的供给，放宽市场准入，一方面可以考虑制定一个服务业负面清单，列出需要监管的领域，负面清单之外则让经营主体和个体户去创造；另一方面，要支持扩大中高端商品和服务的供给与消费，不应把高消费看作是一种不良（现象），应适当放开一些对高端消费的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