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年度对话2024：穿越变局的力量”12月20日在京落幕。

　　《财经》杂志主编何刚抛出了“面对外部形势，中国经济究竟应该怎么办”的问题。他提出：“我们逐渐看到了一些重要的方向，比如今年9月底以来，A股市场、中国资产在全球范围内被重新估值，中国资产的全球重要性在不断上升；我们也看到了楼市正在被全面解绑，从北京到上海，一二线城市的成交量开始触底回升；新的产业领域，包括低空经济、半导体行业正在蓬勃发展。同时，我们更看到了中央和政府、企业以各种方式锻造新质生产力的不断努力。”

　　《财经》杂志副社长朱治彦也认为，我们正处在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变化是常态。只有重视变化，拥抱不确定性，才能拥有穿越变局的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原副院长高培勇深入分析了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围绕2025年经济工作部署的表述变化，并提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中的关键词是“超常规”。

　　他将“超常规逆周期调节”的内在逻辑和运行机理，集中概括为三个“兼”：一是标本兼治，即面对的问题和矛盾不同于以往，要解决问题必须追求既治标又治本；二是目标兼容，即今天追求的目标不限于扩需求，而要突破视野局限，再往前走一步，把稳预期纳入其中；三是手段兼施，即实现超常规逆周期调节的目标必须是政策和改革两种手段同时兼施。

　　高培勇提到，在“超常规逆周期调节”的语境下，标本兼治、目标兼容、手段兼施是其所呈现的“超常规变化”，既是力度的超常规增大，也是内在逻辑和运行机理的超常规优化。在“加量”与“提质”中携手前行，是可以预期的“超常规逆周期调节”的一个大体素描。

　　日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对当前经济形势作出判断，并部署了明年经济工作的九大重点任务。其中，“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被排在第一位。对此，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姚景源表示，“提振消费，就是先让老百姓有钱，有钱，才会消费。这包含三个途径，一是增加收入，二是增加就业，三是让存量财富升值。堵点、卡点都要打破，把一些限制消费的地方保护、行政保护都打破，我们就能够形成一个畅通的国内大市场。”

　　针对“如何发展好中国资本市场”的议题，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吴晓求表示，资本市场是稳住中国经济下行的一个重要支点。当前中国经济的直接矛盾是消费需求不足，而资本市场证券化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很强，消费的扩张边际效率更高，因此，稳住股市并且发展股市变得非常重要。

　　关于“中国资本市场应该如何稳定和发展”，吴晓求提出，有三个因素很重要：一是正确认识资本市场在中国经济和金融改革中的重要地位，端正对资本市场枢纽作用的认知；二是提升上市公司的竞争力，推动科技进步，推动中国上市公司产业结构转型，并充分发挥市场规律的作用；三是要认识到市场的发展需要有潜在流动性储备，作为市场最后的稳定力量，要有机制安排，要形成资本市场流动性储备的预期机制。吴晓求总结道：“中国资本市场向好的趋势不会因为一两天的下跌而改变，因为中国资本市场的运行结构、力量结构、生态体系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将中国的经济形势总结为三个方面：一是潜力巨大，14亿人中还有7亿没能真正过上现代化的生活，需求潜力大，且居民储蓄率高，创新研发能力强，都是优势所在；二是问题突出，从表象来看，过去十三四年间平均增长率每年下降0.33%，这一趋势必须逆转；三是政策目标非常清晰，决心很大。他提到，2025年，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整个消费体制的改变、地方债转型以及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等几个方面的政策调整，都值得期待。

　　一些细分产业的政策加持在提速。以AI为例，今年3月，“人工智能+”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提及“开展‘人工智能+’行动，培育未来产业”，并将“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明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的第二位，着重突出了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创新在实际场景中的应用与产业未来发展方向。

　　“2025年是智能体之年，企业会大量使用和部署智能体，而智能体的背后是大模型。”当“人工智能+”从热词走入现实，360集团创始人周鸿祎认为，“大模型是最好的抓手，是打造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支撑。它给我们每个人赋能，让每个人具有超级能力，也会重新改变所有企业的运作和工作方式，它和计算机互联网一样，是一种根本性的技术。”

　　周鸿祎分析，大模型未来有两条产业发展之路：一条是AGI之路，探索人类的超级人工智能。卷算力、卷算法、卷数据，参数越做越大，这条路跟大多数人没有关系，未来也就是几家巨头能做；另一条路是应用之路，放弃打造万能大模型，用一个大模型解决一件事，向场景化、专业化、垂直化方向发展。“大模型必须找到结合的场景，变成新的产品。”

　　复旦大学人文学者梁永安谈到，年轻一代登场，需求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从物质的需求向文化的需求、心理的需求、精神的需求转变。内在的价值在变，对生活的认知也在变。这跟经济发展水平、每个人的教育水平、阅历、生活跨度有关。“我们进入了新的社会类型，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三代同堂。”

　　在梁永安看来，这是“文化再造”的时代机遇。“文化再造”意味着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的情感连接、价值观、游戏规则的重造，既有形又无形，既形而上又形而下，有着空前的难度。而如果年轻一代发展得好，“将会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因为这是现代中国的第一代人”。“我一直主张年轻人一定要比同时代提前跨出去0.5米。不要好高骛远，但0.5米是需要的。0.5米意味着整个时代还在这个风向的时候，你要有稍微的预见性。”梁永安表示，“世代交替在运转，青年在成长，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我们一定要有信心。”

　　在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数字经济智库副院长储殷看来，青年婚育思潮的转变，不仅是观念问题，也是社会生存方式改变的问题。刺激婚育，转变观变，要以激励行在前。他认为，“传统社会，人投入生产使用的时间很早，所以人是财富。但今天似乎不是那么缺人，缺的是消费。人少一点，保障好一点，富裕一点，消费不会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