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构成部分和强大保障，新质生产力也在实践中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长效提升提供根本动力和基本路径。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从静态上看需要加快产业链供应链上的关键环节、核心技术的供给，实现自主可控；从动态上看需要提前布局新领域新赛道、未来产业、战略性产业、新兴产业，抢占先机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为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需要从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三方面做好产业现代化的制度供给。

　　促进产业链供应链高端化

　　产业链供应链的高端化水平，源于生产分工的分化和国际中间品生产网络的形成，中间品贸易形成了供应链冲击的跨国传递。我国嵌入全球产业链的程度、位置等都会系统性地影响产业链供应链的风险敞口和应对能力。因此，系统梳理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各项驱动因素，可为探究产业链供应链的内外联动效应精准把脉。

　　国有企业是我国产业链的关键主体，其改革进程直接影响我国参与全球产业链的质量和水平。在本世纪初的国有企业改革中，产业结构得以调整和优化，具有更高国际市场参与度的民营企业也逐渐在直接出口市场中占据优势位置，推动我国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持续深入，国有企业的上游度指数不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也进一步提高，助力国有企业在上游产生了规模效应和范围效应，以优势中间品供给缓冲了上游进口市场的价格波动风险。

　　产业链供应链高端化需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特别是推动地区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当前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存在瓶颈和薄弱环节，这同时也给地方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在全国统一大市场下，地区发展的关键动能在于最大化产业链国内部分的增加值收益。在劳动力成本、能源资源成本、基础设施等环节找准自身比较优势，布局具备高投入、高技术、长研发周期特征的产业链薄弱环节的企业，是县域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进军具备稀缺性、高技术性特征的高附加值环节的重要思路。东部沿海的海宁市为地方经济参与产业链薄弱环节提供了典型案例。近年来，该市以“错位发展”思路聚焦对集成电路产业具有支撑作用的半导体专业装备、基础材料和核心元器件等重点领域。截至2023年底，全市泛半导体产业已集聚规模以上企业140家，完成工业总产值252亿元，同比增长12.5%。

　　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智能化

　　推动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有助于实现产业的自主可控。与此同时，自主可控的布局和结构也是实现产业链供应链智能化的保障。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智能化实现自主可控，地区也能借此进军高附加值的产业链薄弱环节。

　　新质生产力视角下产业链智能化具有结构性影响。以智能化技术为抓手促进产业在国内梯度有序转移，有助于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和推动实现自主可控，同时能提升本地的经济收益。具体来讲，工业自动化和智能化技术能系统性地改变企业的生产函数和要素使用，影响企业的成本结构和利润，这就直接影响企业动态选址决策，进而改变各产业的空间布局特征。根据量化模型的模拟，在中西部优化自动化政策时，将推动企业迁入当地，本地区竞争效应的推动和产业链溢出效应的拉动是企业迁移的主要驱动因素。因此，在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的目标下，针对智能化的产业政策有降低政策成本、增强企业和居民内生迁移动力的潜能。

　　算力产业链是实现产业链供应链智能化的关键驱动因素和未来增长的核心驱动力。抢抓“东数西算”机遇，不仅有助于实现更高的增加值收益，而且能为智能化供给提供要素保障、提升算力产业链的自主可控水平。贵州为此提供了较好的案例。贵州地处云贵高原、气候环境优良，可降低服务器散热成本；同时，电力成本较低，适宜建造数据中心和服务器网络。近年来贵州积极建设“东数西算”南部数据大通道，建设“东数西算”工程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以400G光传输通道构建数据通路；发展算存一体、智算优先，全省算力超37Eflops，国产智算占比超85%；当前全省投运和在建的重点数据中心有47个。2023年贵州地区生产总值中数字经济占比领先全国，达42%。

　　位于湖南南部的祁阳提供了地区参与薄弱环节，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智能化实现自主可控的硬件案例。县域内汇聚了微型电机领域“隐形冠军”科力尔电机及其零配件产业链，科力尔电机年产微型电机 4500 余万台，生产规模排名全球第二，生产工艺及技术水平国内领先。

　　推进产业链供应链绿色化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推进产业链供应链绿色化，有助于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国际话语权和市场容量，有助于增强薄弱环节的技术和产品供给，内生性地促进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因此，在“双碳”目标下，亟需定量测度经济发展的碳排放，实证分析环境公共产品、绿色发展和碳边境措施的影响，从而识别新的政策约束和冲击来源。

　　在环境规制方面，国内对排放密集型行业的监管趋严将导致下游制造商进口的排放密集型产品中间投入增加。但是，相关法规并没有明显增加从发展中国家的进口量或排放量，相较于国内生产的假设情景，减少了全球的排放量。在全球产业链结构方面，嵌入全球产业链会通过投入结构转型效应促进企业使用进口中间品替代能源消耗，降低企业的能源投入强度，进而提升环境绩效。具体而言，存续企业“内部减排”和“市场份额再分配”的集约边际，以及“清洁企业进入”的扩展边际是降低排放的核心机制。同理，我国的绿色信贷政策，使得污染密集型行业的企业倾向于向全球产业链下游移动，同时生产阶段跨度也随之扩大。

　　优化制度供给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新质生产力视角下，产业链供应链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三大抓手，需要从各方面做好制度供给，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第一，推动产业体系和研发体系形成合力。中小企业和科研机构间普遍存在部门分割、小而散的问题，导致首台（套）装备、首批次材料、首版次软件较难构建产业生态和反馈体系，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存在堵点。大型行业龙头企业和大型国有企业可为此提供解决问题的抓手，以此为链长，有针对性地部署创新链，可在上下游间和产业内部加强创新资源、信息、库存、零部件等资源统筹，加速构建由国家战略导引、由链长企业牵头、由产业链供应链各环节参与的项目研发、战略资源储备和危机应对体系。把握好国有企业的关键主体作用，推动中西部省份、县域地区积极布局具备高投入、高技术、长研发周期特征的产业链薄弱环节的企业，最大化产业链国内部分的增加值收益。

　　第二，优化针对智能化技术的产业政策，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和自动化对新基建的引领和赋能作用，推动中西部承接产业转移能力建设。围绕“链长制”精准施策，在中心城市、省域副中心城市等创新要素丰富、产业基础雄厚地区，承接智能化设备生产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发挥国内产业链的规模外部性优势，着力控制中西部制造业企业的综合成本。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要着重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加强营商环境建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

　　第三，推动绿色产业链的构建。近年来，欧盟碳关税政策对我国出口企业在低碳生产、数据管理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也增加了企业敏感数据泄露的风险。为此应强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赋能碳足迹管理，并逐渐建立中国深度参与、主导的全球碳足迹管理体系；坚持源头管控、全过程减污降碳，大力推进数智化改造、绿色化转型；加速碳能分离，推动碳排放与经济脱钩，从制造端和原材料端发力健全全生命周期碳排放管理的体制机制。

　　第四，构建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共生发展机制，以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创造性破坏”的颠覆性技术演进特征。能够支撑新质生产力的基础研究和工艺改善，往往具有长周期、高风险、资金密集等特征，需要长期深耕和试错，成果也往往有高垄断、高回报特征。因此要推进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企业产线优化配置和资源共享，推动实现产学研用一体化，对部分技术环节形成持续稳定投入和长周期评价机制。积极对接国家战略科技资源，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打造一批高新技术产业，形成在全国有影响力的产业集群。

　　第五，积极拓展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战略空间。积极融入国际先进产业链，有助于接触国内存在短板的技术、人才、理念和供应链管理体系等，把握全球发展的前沿和潮流，积极获取已有的基础技术和研发信息，促成从模仿、改良到自主开发的跳跃。增强对国内国际两种市场、两种资源的利用能力，有助于在更大范围内搜寻和匹配中间品供应商，以及面向更广阔、更高能级的产品市场；同时，有助于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在关键短板领域加强对全球产业链、创新链和人才链的资源整合能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