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大河，奔流入海。中国绵延万里的海岸线，是地理的浪头，亦是经济的浪头。1984年，全国第一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依海而立，广州开发区自此横空出世。

　　浪头奔涌，恰似中国开发区迅猛发展的势头。当改革开放的时代大幕拉开，从经济特区到首批国家级经开区的相继设立，一块块先行先试的“试验田”立于潮头。改革、开放与创新，成为开发区的代名词，也成为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

　　今年，是广州开发区建区40周年，要如何去形容这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是敢为人先。初生之时敢于突破计划经济，在全国首推开发区土地有偿出让制度，为经济高速发展和快速城市化提供空间支撑。

　　是务实进取。从颁布中国首部关于经济功能区的地方法规，到一系列刀刃向内的体制机制创新，让营商环境“优”无止境，干事创业的氛围更浓厚。

　　是对外开放。在全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中勇拔头筹，不断打破层层藩篱，翻开了引进外资的崭新篇章，一举成为广州乃至华南地区外资企业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

　　是以质求变。打造“三城一岛”战略发展平台，深挖粤港澳大湾区“湾顶明珠”的区位优势，大力培育新质生产力，以“二次创业”的姿态奋进新征程。

　　潮涌山海四十载，广州开发区从“摸着石头过河”，阔步走到了改革开放大潮的最前沿，遇到过漩涡和风浪，但是“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因改革而生、因创新而兴的林林总总，不止是一座城的蝶变记，更是一代人的奋斗史。

　　改革

　　争来“首批”，改革开放必须喝“头啖汤”

　　1984年，一个激情释放的年份。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把实行对外开放确定为基本国策，生机勃勃的经济体制改革步伐迈开，下海经商浪潮第一次出现，联想、海尔、万科等公司相继创立，热气腾腾的珠三角吸引了无数胸怀创业梦想的年轻人。经济特区喊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改革开放的“窗口”接二连三被推开。

　　这一年，国务院批准在沿海对外开放城市设立首批14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这些开发区从北到南，如同一串明珠，点亮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将经济特区的开放模式进一步延伸。

　　出乎意料的是，首批国家级经开区初拟名单中并没有广州。一封急电从广州市委发出，以“非办好广州开发区不可”的决心最终说服了中央，才在“首批”里有了广州开发区一席之地。

　　“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我们广州要搞改革开放必须喝‘头啖汤’，要有这种勇气和韧劲，决不能够放过任何的机会。”曾任广州开发区、萝岗区政策研究室主任，现任广州市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沈奎说。

　　拿到“出生纸”的广州开发区，几经考察选址，最终落子黄埔的一个三角洲。江海汇流自然形成的地域界限，易于封闭管理，现成的黄埔港又便于交通运输，天然形成一块改革“试验田”。老开发区人形容这段筚路蓝缕的时光，是在平房内办“洋务”，在“笼子”里搞开发，颇有种放手一搏之感。

　　这片偏远到被称为“广州的西伯利亚”的土地，在1984年12月28日奠基后，轰轰烈烈进入大开发时代。一个标志性的“开拓者”铜雕像开始矗立，他昂首挺胸，双手高举立体三角形，象征着广州开发区人不畏困难、艰苦奋斗的精神，立誓要把广州开发区这个“黄金三角”建设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璀璨明珠。

　　不断“首创”，既敢闯敢试也依法依规

　　“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广州开发区尝试探索土地有偿出让。此举堪称石破天惊，甚至一度被质疑“是不是割让？”因为我国的土地使用权在宪法已有着明确规定，换言之，国有土地可以无偿使用但不得转让。

　　但灵活的开发区人，又揣摩出一种“开口子”的方法，探索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两权分离。于是，广州开发区顶住压力，向国务院特区办作专题汇报，获得了高度重视。1988年，广州开发区率先在全国经开区推出土地使用有偿出让和转让办法，办法出台后12天，迅速出让了全国第一块工业用地使用权，打破土地由行政划拨的老办法，极大拓宽了建设资金的筹集渠道，直接促进了外商投资的热潮。

　　就在广州开发区土地出让后不到一个月，宪法有关条例进行了修改，将原来禁止出租土地的“出租”二字删去，并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在一定程度上，广州开发区和深圳特区的先行先试促成了法律的突破，开创全国有偿使用土地的新局面。

　　“改革要建设开发区，怎么能不冒险？不冒险就别改革了。”广州开发区管委会原副主任朱秉衡曾如此评价，“只要事业做成，这个冒险自然就会消失”。

　　没有先例，就创造先例。既要敢闯敢试，也要依法依规。广州开发区最早开全国经济功能区立法先河，挂牌仅仅半年后，1985年，《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暂行条例》就以广州市政府的名义发布了，从此，广州开发区有了“基本法”。

　　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的李东云，时任广州开发区条法处处长，他统筹编写了包括开发区条例在内的一整套规章、规范，“有一套规范的东西，是开发区得以顺利起步的重要条件。”“依法治区”当时这一超前概念，成为先行先试的宝贵经验，也是安商稳商的利器。

　　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广州开发区创业者赤手空拳，仅凭着一纸批文、一块土地，不等不靠自己闯，创造许多“全国第一”，干出一片新天地，引发全国争相效仿的热潮，真正起到了开发区试验、示范、窗口的作用。

　　回望广州开发区起步的这9.6平方公里西区土地，恰好是我国陆地面积的百万分之一，仿佛注定要在这方寸之间，书写非凡传奇。

　　打破藩篱，首创“五区合一”管理模式

　　浓厚的干事创业风气，在广州开发区深入骨髓，从最初的机构设置便可见一斑。不断打破行政藩篱，在全国率先探索“大部制”以及“小政府、大社会”管理体制，无论机构怎么增减，“精兵、简政、统筹”一直是广州开发区不变的管理理念。

　　1993年11月，永和经济区奠基，这里同时成为广州台商投资区。该片区采取了广州开发区与增城永和镇合作开发的模式，成为开发区又一标志性的创新举措，开创了开发区跨行政区合作开发的先例。

　　上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出口加工区等特殊经济功能区政策叠加，吸引外资的重要平台逐渐增多。为了解决审批手续繁杂、机构叠床架屋等问题，广州开发区再次用体制优势创造开发区优势，敢于改、大胆改，构建起全国独特的多功能经济区。

　　2002年，广州开发区与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广州保税区、广州出口加工区实行合署办公，形成了国家级经开区独一无二的“四区合一”新型管理模式。“‘一个机构、多块招牌’在那时是开发区很有特色的机制，也算是一道‘风景’。”朱秉衡表示。

　　这种管理模式使得开发区在全国经开区一度发展缓慢的情况下，得以超常规、爆发式快速增长。据统计，2003年广州开发区每平方公里土地实现GDP14.1亿元、税收2.51亿元，分别是全国49个国家级开发区GDP、税收平均水平的2.9倍和3.4倍。

　　建区20年之际，广州开发区的经济总量已高居全国当时49个国家级开发区之首，吸引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投资设厂，引进世界500强企业多达85个，充分发挥了产业集聚效应和区域辐射效应，对全市经济发展的贡献不断增大。

　　如今，广州开发区更是建立起“五区合一”管理体制，功能区和行政区高度融合，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和高效利用，实现了资金大投入、土地大开发、环境大变化、效益大提高、经济大发展。

　　开放

　　“走出去”“引进来”，发展涉外经济

　　创业之初，资金压力高悬头顶，负债开发、以地生财并非主流，招商引资才是解决开发区“钱从哪里来”的关键手段。广州开发区人越来越意识到，“项目是生命线，招商引资是重中之重”。

　　更何况，国家级经开区最初设立的目的，就是要破除障碍藩篱，大胆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和试验，加速引进资金、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形成投资环境的“小气候”。

　　“走出去”“引进来”，广州开发区利用国家给予的政策优势和毗邻港澳的地域优势开展招商引资，在全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中率先赴港招商，不断突破体制机制束缚，大胆破除阻碍发展的各种障碍。

　　为了搞好涉外经济，开发区人学会怎样同外商打交道，甚至编了一本《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干部必读手册》，怎么吃西餐、怎么迎来送往规定得细致入微，甚至把习以为常的打电话第一句“喂，你找谁？”改为“你好，我是广州开发区。”

　　“开放大门”不能只开一条门缝，广州开发区坚决向上争取外汇自主平衡试点，终于在1988年引来广州宝洁落户，生产出中国第一瓶海飞丝，一时风靡全国，深刻影响一代人消费观念的变化。广州宝洁一举成为当时全国化妆品行业最大的中外合资企业，也是广州开发区多年的第一纳税大户。

　　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观念更新，依然在激烈碰撞，关于外商是否抢占中国市场的问题争论不休。对此，1992年，广州开发区旗帜鲜明提出了“三让三得”的原则——让市场、让股权、让利益，得资金、得技术、得效益。“以市场换技术”的发展战略一举成功，适应经济全球化和产业转移的要求，大批外资生产制造业项目纷至沓来，推动了开发区“以制造业立区”产业结构的初步形成。

　　这一年，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在广州注册成立。在投资之前，安利香港的总经理郑李锦芬来广州开发区办事，打了人生唯一一次“摩的”，在雨中一路颠簸，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但开发区的服务能力说服了安利，让其决定在此落下在内地投资的第一步棋子，此后数十年连续十次增资扩产，建成安利在海外最大的生产基地。

　　随着宝洁、百事、箭牌等外资企业纷纷进入，开发区越来越注重打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上世纪90年代，一个更加响亮的口号提出，“一切为了企业，一切为了投资者”，凸显从招商到筹建的全方位服务理念，广泛获得了企业的认同，吸引众多国际著名大财团、大企业、跨国公司到区内投资。

　　外商企业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广州开发区一跃成为华南地区外商投资最密集的区域。

　　开放创新，启动“第二次创业”

　　站在对外开放的前沿，国家级经开区已形成明显的外向型经济特征。但全球经济风云变幻，一路先行的广州开发区，也比别人更早感受到转型升级的危机感。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打乱了跨国公司海外投资计划，直接影响开发区多项数据指标。外商投资在全球“逐水草而居”，随时可能因为政策变化流走。此时，另一重考验来临，国家级开发区利用外资政策发生了变化，税收优惠也到期了。

　　开发区以后的路究竟要怎么走，答案已经呼之欲出。

　　广州开发区管委会原巡视员赵伟国认为，在整个开发区的发展建设过程当中，有三个问题持续困扰。一是建设资金的紧缺，二是优惠政策的淡化，三是土地资源的紧缺，因此必须向改革开放要出路。

　　“必须要进行创新。对外开放为自主创新打下了基础，对外开放推动了自主创新。开放和创新的互动，开放和创新的双重变奏，是开发区发展的一条主线。”广州市政协原主席、广州开发区管委会原副主任刘悦伦说。

　　过去，开发区依托“三角洲”成长起来，既是地理意义上的“孤岛”，也是经济功能上的“孤岛”。现在不能再恪守单一外向型工业区的定位，要向自主创新要生产力。由此，开发区开启“第二次创业”的序章。

　　两个月前，一群海归创业群体在广州国际生物岛相聚。20多年前，正值青春年华的他们，从海外带着归国激情与科技梦想，将创业种子播撒在广州科学城。历经风雨，终见彩虹。当年青涩的小伙子成为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也见证了广州科学城从一片稻田的偏僻农村，到大湾区科技创新引擎和现代科技新城的美丽蝶变。

　　犹记当年，在刘悦伦与中山大学教授颜光美等多位留学回国人才倡议下，“留交会”正式发起，首届“留交会”就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这就是如今在全国规模最大、层次最高、影响力最强的海外人才创新创业交流平台——“海交会”的前身。

　　跨过万水千山，广州开发区成为许多留学生“归国逐梦”的第一站。一层旧厂房改造的留创园迅速挤满了“归巢”海归，于是，各类孵化器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尤其集中在1998年新奠基的广州科学城，逐步形成“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科技园”的全链条孵化育成体系。

　　广州禾信仪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振还记得，自己2002年第一次来广州，参加了第四届“留交会”，从此留在了广州开发区，做出中国自己的质谱仪。

　　同样从“留交会”起步，在广州科学城创业的海归，还有“向总书记汇报的广州仔”——广州迈普再生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袁玉宇。他利用生物3D打印技术开发植入人体的医疗器械产品，在国内再生医学领域闯出一片天，在国际市场上抢占越来越多的份额。

　　从最初起步的西区，广州开发区将版图拓展到科学城，标志着“第二次创业”的成功飞跃。20多年来，广州科学城的发展令人瞩目，在全国科技城综合排名中位列第二，超15万家企业落户，集聚了广州开发区78%的上市公司、60%以上的科技公司，以及高达90%的世界500强企业。广州超1/3的科研机构也选择在此扎根，共同推动了广州高新技术产业的蓬勃发展。

　　随着对外开放和自主创新的协同共进，广州开发区再次勇担国家使命，中新广州知识城正式奠基，成为中国打开“开放大门”上一个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尖兵”。

　　作为中国和新加坡两国合作的第三个项目，知识城一开始瞄准的就是对外开放新平台，向全世界最优最好的创新要素发出邀约。龙头企业、科创企业加速集聚，半导体、生物医药等高科技产业园区错落铺展，各大实验室、研发平台竞相赶超。

　　而手握粤港澳大湾区唯一一个国家级双边合作项目——中新广州知识城，广州开发区还陆续将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广州知识城综合保税区等收入囊中，国家级平台“全明星”阵容不断扩大，各类政策叠加优势凸显，开放大门越开越大。

　　创新

　　“从0到1”和“从1到100”，中小企业能办大事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一个共识越发鲜明：中国创新当自强，核心技术要自主。这条路无比艰难，但却是科技强国与创新企业崛起的必然选择。

　　40年前，以广州开发区为代表的改革开放先锋，采取“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实现从学习借鉴到自主创新、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伟大跨越。40年后，新质生产力呼唤向更高层次的发展迈进。国家级开发区需要确立新的目标，更好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从0到1，是最艰难的跨越，却是抢得竞争与发展的关键。广州开发区以最快速度、最大力度建设大装置、汇聚大院所、打造大平台，建立起“2+3+N”的战略科技创新平台集群，打造“科技王牌军”矩阵，不断抢占前沿科技制高点。

　　纳米金属透明电极、活细胞超灵敏超分辨显微镜、床旁高分辨呼气疾病分析仪、用于病理诊断的激光发射显微镜、植物免疫蛋白RDR低毒广谱抗肿瘤原创药……2023年落户广州开发区的广州颠覆性技术创新中心，已经成功取得了多项“世界首创”。

　　广州颠覆性技术创新中心主任袁莹认为，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最根本的是实现“从0到1”突破的颠覆性技术。“我们还要做‘从1到100’，承担起前沿技术的转化责任，培育一批能够突破‘低端锁定’、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甚至实现技术反向输出的世界一流企业。”她说。

　　众多细分行业正迎来突破，无论是开创性的“从0到1”，还是扩展性的“从1到100”，都显示出巨大的变革潜力。在广州开发区，政策创新和资金支持的双重优势，为新兴产业的培育和未来产业的布局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让这些充满“未来感”的技术得以“梦想照进现实”。

　　2021年，广州开发区建成全国首个且唯一的“中小企业能办大事”创新示范区。

　　在中小企业能办大事先行示范馆一楼，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数十个“全球第一”“全球唯一”“全球首创”等标牌，以及一面展墙，满满当当地占据了几十平方米的展览面积。所有这些成绩都是由广州开发区的中小企业创造的。

　　低空经济是目前全球竞争最为激烈的未来产业之一。从2023年底亿航智能实现全球商业首飞演示，到2024年小鹏汇天“陆地航母”实车首次亮相公开试飞，低空经济率先从广州开发区“起航”，并成功“出海”。目前，广州开发区、黄埔区的低空经济产业规模位居全国前列，集聚低空经济领域企业超50家，年产值超130亿元，产业链生态系统完整。

　　目前，广州开发区已拥有工业企业7174家，其中规上工业企业数1330家；全区有32个工业大类、136个工业中类、306个工业小类。无论是集成电路或是生物医药，还是低空经济，都只是广州开发区逐鹿新赛道的缩影。新兴产业“强筋壮骨”，产业链“强链补链”，工业体系更加健全。

　　锐意进取，营商环境改革“优”无止境

　　无论是外商投资企业的接踵而至，还是本土中小企业的茁壮成长，抑或是科技龙头企业的批量涌现，既得益于锐意进取的改革精神、不断升级的对外开放水平、勇于突破的自主创新形成的合力，也与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不无关系。

　　自2018年6月获批成为广东省首个营商环境改革创新实验区以来，广州开发区就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头号工程”，先后迭代推出7版改革方案，实施超700项改革举措，全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2018年至今，广本新能源、深南电路等793个项目动工，华星光电、小鹏汽车、现代氢能等560个项目竣工投试产。如果问这么多企业家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他们异口同声的答案是“开发区速度”！

　　18个月实现从无到有，粤芯的建设速度就是“开发区速度”。华星光电t9项目是广州开发区、黄埔区史上最大的内资项目及省重点项目，项目从签约到工地打下第一根桩仅用了21天，从开工到投产仅用了18个月，刷新了行业世界纪录，也刷新了该区历史上重大项目筹建的速度。

　　“开发区速度”的背后，是该区为筹建企业提供从项目引进至竣工投试产的全链条优质高效服务，推动项目“引进即筹建、拿地即动工、竣工即投产”，全方位提升企业的获得感。

　　作为国家级经开区，广州开发区最大的优势在于体制机制创新。为此，广州开发区先后设立一批专职的特色机构，设立广东省首个行政审批局，成立全国首个企业筹建专职部门，率先组建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中首个营商环境改革局，设置全国唯一单设区级知识产权局等。

　　一个个“开发区速度”的背后，是一如既往的“开发区精神”。上世纪90年代中期，广州开发区提出的“一切为了企业、一切为了投资者”的理念，如今依然还挂在许多项目上，为营商环境改革作出最好的诠释。

　　“开发区速度”背后的“开发区精神”

　　广州开发区演进史，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最精彩的故事之一。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广州开发区的发展跨越万重山岳，诞生了无数激励人心的口号，如同战斗的号角，鼓舞着开发区人不断前行——

　　“开拓、求实、效率、文明、廉洁”的“十字”区风，“人人都是投资环境，处处都是区域形象”“打造企业离成功最近的地方”“有呼必应，无事不扰”……

　　由改革而生，伴开放而长，因创新而强大。

　　40年来，国家级经开区肩负着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先行先试的特殊使命，风雨中驰而不息，从沿海地区到沿江内陆，从省会城市到遍地生根发芽、拔节生长。从荒滩蕉林到湾顶明珠；从单一经济功能区到自主创新城区；从偏居一隅的远郊到东部中心、广州科技创新轴的主要承载地；从遍地开花的“三来一补”加工厂，到世界500强区域总部纷纷落户；从“捡到篮子里都是菜”“引进技术再创新”，到中小企业顶天立地，激荡创新创业热潮，广州开发区实现了从“赶上时代”到“时代排头兵”的伟大跨越。

　　回到1984年，那一年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广州最早入冬的一年。很多老开发区人也都记得，奠基典礼那天北风呼呼，很冷。但当第一锹土铲下，广州开发区真的在目光与期待中落成，跨过这个冬天，一艘装满改革、开放与创新的巨轮便朝着春天驶去。

　　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

　　致敬一条道路的艰辛成功探索！

　　致敬这波澜壮阔的40年！

　　面向未来

　　坚持工业第一、制造业立区，坚定不移走新型工业化之路，努力在践行国家战略、推进新型工业化中走在前列、作出示范。

　　力争到2027年，新型工业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工业增加值占GDP 比重达到58%，先进制造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达到65%；2035年，率先实现新型工业化。

　　推动传统优势产业提质升级：加快绿色能源、汽车两大千亿级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发展。

　　促进新兴产业扩容壮大：推动亿航整机本地化生产、小鹏汇天飞行汽车工厂加速建设量产，以孚能科技双百亿级项目建设为引领，充分开拓应用场景，推进新锐光掩模、广芯封装项目、兴森半导体等集成电路项目建设。

　　布局未来产业蓄势待发：重点聚焦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纳米科技等引领重大变革的颠覆性技术超前布局，围绕“算力算法算据”三大核心要素，重点发力垂直大模型、自动驾驶、机器人。

　　推动数实融合发展：紧抓数字化转型机遇，强化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加快推动“四化”赋能平台培育，建设一批高标准5G工厂、数字园区。

　　促进现代服务业释放强劲动能：发挥制造业产业优势，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协同发展，双轴驱动工业、服务业协同发展；持续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推动风投创投集聚，打造大湾区生产性服务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两业融合”的发展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