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王红茹 | 北京报道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1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此次会议总结2024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2025年经济工作，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把舵定向。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释放出哪些重要政策信号？2025年经济工作要怎么干？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能在哪里？近日，《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就当前经济热点采访了十位知名经济学家，以下是他们的解读与思考。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

　　2025年政府要花出更多的钱

　　2025 年的经济工作，关于宏观政策走向出现了几个全新提法：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我们来逐一分析。

　　先说货币政策。我国的货币政策基调按照由紧到松，一般分为适度从紧、从紧、稳健、适度宽松和宽松这几个区间。从 2011 年到现在，一直都是稳健，这次是14 年来首次调整货币政策基调。上一次把货币政策定调为适度宽松是在 2008 年，一直持续到 2010 年末。 2008 年发生了全球金融危机，在货币政策调整为适度宽松之后，接连降息降准，刺激经济增长，之后中国经济发展迅猛。

　　再说财政政策，这次是在延续积极的总基调上加了“更加”两个字。为了拉动经济，很多国家的政府一般都会加大支出，也就是花更多的钱，甚至于超过自己一年的收入，这就是财政赤字。这个钱主要是靠借，比如说发行国债，也就是向大家借钱。我国之前赤字率控制在3%以内，这个额度很多年都没有变过。现在财政政策定调为更加积极，这就意味着2025年的财政政策要加码了，可能不仅会提高赤字率，还会发行更多的国债，政府2025年要花出更多的钱。

　　最后说逆周期调节。你可以把经济想象成一条河，水多了就要抽水，少了就要加水。现在经济态势偏弱，要拉动回升向好，就需要加水。所以预计2025年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方面都会协同发力，估计会力度更大，会超出预期。

　　总的来讲，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刺激经济更加活跃，到时我们找工作、做生意，或者卖了产品回款都会相对快一点。2024年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传递出的一个基本信号就是：2025年我们要想方设法帮助经济触底反弹。2025年经济大概率会比2024年好，可能还会好得比较多，比较明显。大家比较关心的贷款利率、存款利率、房贷利率，这些都有可能持续降低，每个月还的房贷可能还会再减少。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刘尚希：

　　宏观政策顶层设计思路发生变化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提高财政赤字率，确保财政政策持续用力、更加给力”，这意味着我国宏观政策顶层设计的思路正在发生变化。

　　一是对债务和风险的认识发生变化——从强调存量债务的减少，即清偿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转向地方债务结构的优化，把隐性债务转化为显性债务，拉长还本付息的时间和降低财务成本。在经济增速趋缓的条件下，置换显然是更优的方式。

　　二是对财政运行的认知发生转向——从过去更侧重收支平衡，逐步转向更关注财政的可持续性。财政收支平衡，即收入和支出基本相当，比如财政赤字率不能超过3%，强调的是财政自身的运行状态。若要维持经济的稳定增长，财政原则就需从收支平衡转到跟经济增长相关联，把财政置于宏观经济运行中来考量，只要坚持财政可持续原则即可。

　　在风险逻辑中，有两个不等于：债务≠债务风险，财政平衡≠财政可持续。第一个不等式，意味着要摆脱就债务论债务的框框，可把政府债务视同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常备政策工具来看待。市场经济是债务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债务是跨越时空配置资源的手段，政府运用这个手段只要得当，不但不会带来债务风险，相反还会降低宏观经济风险和财政风险，既做大经济蛋糕，也会做大财政蛋糕。

　　第二个不等式与第一个不等式相联系，当债务成为政府常备政策工具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放弃了收支平衡原则。当债务融资可替代部分税收弥补收支缺口，并成为一种新的常态时，仍可满足会计上的平衡要求，但底层逻辑却被改变，即财政风险来自公共风险，而非财政收支缺口。传统的财政认知缺乏整体观，局限于财政自身，这反而会带来更大的财政风险。由此可拓展延伸开来的一个认知是，财政支出的有效性变得比是否存在收支缺口更重要。这也是财政审查与监督的重心为什么从注重平衡转向支出与政策的基本逻辑。

　　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煜：

　　扩大内需要充分发挥投资拉动作用

　　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重点任务中，“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排在第一位，充分说明了扩大国内需求的重要性、必要性与紧迫性。

　　在消费方面，对“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的要求要特别关注。“多元化”既包括不同领域，如这次强调的首发经济、冰雪经济、银发经济等，是新的消费增长点所在，也包括不同对象人群，重点是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努力为各类收入群体提供多层级的消费场景。

　　但是，拉动消费光靠消费政策本身肯定是不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提升消费能力、意愿和层级的同时，也部署了“适度增加中央预算内投资”“加强财政与金融的配合，以政府投资有效带动社会投资”等措施，表明了在提振消费的同时，也要更加重视投资拉动内需的关键作用。比如，“两重”（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建设中有很多项目与民生领域密切相关，将给消费提供现实的支撑。与此同时，推进“两重”建设也能够扩大就业、改善居民收入，为消费复苏升级奠定基础。

　　要看到，投资与消费不是此消彼长和简单替代的关系，较高的投资增速往往都伴随着较高的消费增速，也对就业有重要促进作用。“十四五”以来，投资乘数是有所上升的，测算表明，1亿元投资可以拉动4340万～4480万元的消费，其中农林牧渔业、社会事业、生活性服务业、高技术服务业、建筑业等行业拉动作用较大。

　　2025年的经济形势会比较复杂，“三驾马车”中，消费相对而言是“慢变量”，出口增长具有较大不确定性，这时候就需要充分发挥好投资的关键作用，要在提升投资效益上下功夫。

　　明年政府投资力度固然会比较大，但也要看能否有效拉动民间投资。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一个比较重要的部署，就是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要让民间资本看到更多的机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

　　信贷与投资在逆周期政策中具有引领力量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当前需求不足的根源在于收入、支出和信贷三者之间形成的负向螺旋循环。支出中的“投资”属于快变量，而“消费”是慢变量；收入中的“企业盈利”是快变量，而“劳动者收入”则是慢变量；信贷本身也是快变量。近年来消费疲软的根本原因并非居民“有钱不花”，而在于收入预期的下降。劳动者收入增速的放缓，归根结底源于社会总支出水平的下降，导致企业盈利、劳动者收入以及政府税收的下滑。

　　总支出水平的突然下降，主要受房地产投资和地方政府基建支出的收缩影响，而这些投资下滑，又伴随着房地产信贷和地方融资平台信贷的萎缩。因此，投资与信贷这两个“快变量”的下降成为需求不足的核心驱动因素，进而引发收入与消费的进一步下滑。如果要在短期内通过逆周期政策打破这一负向循环，仅依赖消费这一“慢变量”显然难以发挥引领性作用。相反，投资与信贷作为“快变量”具有更强的引导力量，通过大规模的投资与信贷扩张，可以快速拉动社会总支出，进而带动企业盈利和劳动者收入的恢复，最终促进消费的稳定增长。

　　这并非否定扩大消费的重要性。事实上，扩大消费占比是长期结构性政策的核心内容，例如通过增加社会保障支出、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等举措，逐步提高消费占比。然而，这类政策具有长期性和持续性，需要每年持续加大投入，比如今年投入2万亿元，未来逐年增加至2.2万亿元、2.4万亿元等，以实现稳步推进。而信贷与投资作为逆周期政策工具则不同，其作用具有阶段性和针对性，需在特定时期加大力度进行集中实施。例如，要想走出当前需求不足局面，新增投资与信贷的规模需达到5万亿至10万亿元，而非仅仅局限于2万亿元的温和刺激。当经济实现恢复，支持信贷和投资的逆周期政策便可逐步退出。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一级教授杨瑞龙：

　　逆周期政策突出“超常规”特征

　　针对当前内需不足的突出问题，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2025年将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此前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

　　首先，在财政政策上，此次会议明确提出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一表述在以往“积极财政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财政政策力度与强度。具体而言，会议明确指出需突破传统的3%财政赤字率约束，预计2025年财政赤字率将上调至3.8%～4%左右。此外，为加大财政刺激力度，将增发超长期国债，并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发行与使用规模，以有效缓解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并推动重点领域的投资与支出。一般来说，在逆周期调节中，财政政策相比货币政策可以更加直接有效刺激总需求。

　　其次，在货币政策上，向市场传递了更加明确的信号，那就是从过去多年的“稳健的货币政策”转向“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标志着政策取向的重要调整。具体措施包括通过降准、降息等工具，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进一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这一调整旨在与财政政策形成合力，共同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稳定宏观经济运行。

　　此外，为确保逆周期调节政策的实施效果，会议强调了要强化系统思维，注重各类政策和改革开放举措的系统配合，特别是要保持财政、货币、产业、就业等经济政策及与非经济政策取向的一致性，避免政策间的“合成谬误”，确保政策的精准性与有效性，放大政策效应。同时，会议强调要完善政策工具箱，提升宏观经济政策的前瞻性、针对性和执行效率，从而更好地应对当前内需不足的挑战。总体而言，与以往相比，本次会议在逆周期政策的强度、力度与速度上均有所突破。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赵忠秀：

　　稳外贸、稳外资涉及国内法规政策调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稳外贸、稳外资”。应该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2024年我国在稳外贸、稳外资方面取得了来之不易的成绩。在新发展阶段，中国对外开放的重心逐渐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由于服务业开放更多地涉及国内法规政策的调整，开放的重心势必由“边境”措施转向“边境内”措施。

　　首先是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一是鼓励首创性、集成式探索，推出一批标志性、引领性的改革举措，推动解决服务业开放、科技创新、跨境数据流动等重点领域的痛点难点问题。二是完善改革创新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进一步加大自由贸易试验区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的力度，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三是加强自由贸易试验区与自由贸易区“两区”联动，扎实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发挥“先行先试”的作用，形成对接国际经贸规则的“桥头堡”。

　　其次是深化外贸、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在外贸管理体制改革方面，加强贸易政策与财税、金融、产业等政策的协同，提高政策实施的质效。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发展，促进内外贸法律法规、监管体制、经营资质、质量标准等衔接更加有效，降低内外贸转换壁垒。

　　在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方面，优化市场准入与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吸引和集聚全球高端生产要素和优质科技创新资源，助力产业转型升级。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在制度型开放中的示范引领作用，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在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方面，完善促进和保障对外投资体制机制，保障中国“走出去”的海外利益，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共同构筑安全稳定、畅通高效、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贾康：

　　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要让市场充分起作用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明确“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简而言之有两大维度，一个是科技成果应用前沿创新的乘数放大效应，带动阶跃式的升级，进而带出具有质变特征的生产力新水平、新境界、新质态；另一个是在更广义的全要素生产率概念之下，科技、制度、数据等和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这些供给侧要素组合的优化，形成乘数放大效应，带动阶跃式升级。

　　第一个视角主要直接涉及从事数字经济前沿创新的新兴产业、高科技产业，第二个视角就包括了高科技企业之外的所有其他企业。把这两个方面综合在一起，无论是高科技产业，还是其他产业，都可以对接到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一命题。

　　与此同时，在“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部分，会议强调要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规范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说明两者之间具有较强的关联性，正确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对2025年经济工作的开展有重要意义。

　　所谓“内卷式”竞争，是指那种低水平乃至恶性的、需要引导而使之规范化的竞争状态。强调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正是十分明确的问题导向，因为一些产业领域包括“新三样”，已经出现一些一味拼价格、拼“烧钱”能力的过度竞争，即“内卷”。比如我国新能源汽车“走出去”已经非常有气势，但也存在着不惜以亏损为代价来争取扩大市场份额的“内卷”乱象。

　　如果实施整治，还是应该建设高标准、法治化的营商环境，保护产权、公平竞争，政府更好发挥作用，让市场充分起作用，自然就整治了“内卷”。这里必须注意，不要一提到整治，一些管理部门就认为可以直接上阵地对谁支持、对谁抑制，这样弄得不好就会落入“政府万能论”误区。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杨开忠：

　　东、中、西、东北地区将迎来战略性发展机遇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大区域战略实施力度，增强区域发展活力”。这将成为我国拓展高质量发展动力源新的历史起点。我认为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要义。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突出强调提出“深化东、中、西、东北地区产业协作”，意味着会加大力度引导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有序转移，国家战略腹地要高度重视，积极承接转移。

　　提升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创新能力和辐射带动作用。经济发展优势地区是指中心城市、都市圈、城市群以及基于城市群的经济圈，是发挥区域战略叠加效应的增长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突出提出这一点，表明加大力度发挥优势地区创新能力和辐射带动作用，是明年区域战略实施的主要聚焦点之一。

　　培育新的增长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在这种背景下，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培育新增长极，意味着重庆、成都、武汉、郑州、西安国家中心城市及都市圈，长株潭都市圈、辽宁沿海经济带、沈阳都市圈、郑州都市圈、青岛都市圈、济南都市圈，以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华中经济圈等国家腹地经济发展优势地区面临建设增长极的重大利好。

　　支持经济大省挑大梁。地方政府是在区域协调发展中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关键，其中，经济大省具有人口和经济规模大、市场主体多、带动作用强等特点，在地方交流合作中客观上起支柱和主导作用。鼓励地方政府更加积极作为，必须在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各展所长的同时，大力支持经济大省勇挑大梁。

　　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和湾区经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这项举措，意味着将更加有力保障油气、核电、液化天然气等重大基础设施用海用岛等海洋空间资源要素需求，提升海洋能源、食物和水资源供给能力，明年海南、南海等海湾海岛海洋经济圈将迎来不可多得的战略机遇。

　　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高国力：

　　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系统集成协同发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这项重点任务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的“必须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目标要求一脉相承，充分说明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发展到了需要系统集成的阶段。

　　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这三者之间要协同互动，互为支撑，互相促进，缺一不可。新型工业化对新型城镇化具有重要的促进和支撑作用，必须通过推动工业走集约高效、绿色智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才能确保新型城镇化实现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和动态优化的就业岗位创造；同时新型工业化通过引导大力发展乡村农副产品加工、乡村文旅等特色优势产业，对乡村全面振兴发挥重要的引领和促进作用。而在乡村全面振兴的进程中，也要遵循新型工业化的道路，要发展一些能够适应乡村资源环境禀赋、产业基础、人力资源供给的产业，才能够确保乡村全面振兴率先通过产业振兴来稳步推进。

　　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一段时期，我们更多的是推动了城镇化的发展，通过城镇化，来拉动全国的经济社会快速增长，反过来再对乡村全面振兴发挥应有的辐射外溢和引领带动作用。当前，我国的新型城镇化已经发展到更高水平和更高阶段，如果一味地注重新型城镇化而忽略乡村全面振兴，新型城镇化的进展、推动也会受到越来越多的约束和制约；如果只关注乡村全面振兴而放弃对新型城镇化继续加码加力的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也会失去城市包括超大、特大城市以及大中小城市应有的辐射和带动。所以，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这两者之间确实到了一个需要更高水平的统筹阶段。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叶兴庆：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必须守牢两个底线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必须守牢两个底线：一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二是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

　　先说粮食。民以食为天，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2024年我国粮食总产量首次超过1.4万亿斤，面积和单产双提高，单产提高的贡献率超过70%。在较为严重的自然灾害等影响下，我国粮食产量创历史纪录非常不容易，这为促进经济回升向好、应对诸多风险挑战奠定了坚实基础。

　　我们要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必须持续提高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除抓好常规性工作，尤其需要立足长远加强制度和机制建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要“健全粮食价格形成机制”，要把握好总量平衡，把粮食价格稳定在合理水平上。此外，还要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实行优质优价。

　　再说防返贫致贫。2025年是脱贫攻坚5年过渡期的最后一年。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千方百计拓展农民增收渠道，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脱贫攻坚5年过渡期即将结束，要及时给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稳定的预期。过渡期后，国家会继续加大扶持力度，让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在乡村全面振兴的进程中不掉队，跟得上。

　　为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和新的致贫，需要两手抓。一是应对由于经济形势变化对脱贫户主要农产品市场价格的影响。2024年以来，牛肉、牛奶价格等下行比较厉害，对部分脱贫地区的经营性增收有一定压力，2025年要千方百计化解这些冲击，以稳定脱贫户的经营性收入。二是应对经济形势变化对脱贫户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稳定脱贫户务工收入。

　　围绕这两个底线，无论是粮食安全问题，还是脱贫攻坚问题，2025年都既要有短期针对性措施，更要着眼长远，注重长期性的机制性建设，两者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