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收官
祝嫣然/文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节点，意味着过去五年政策实施的总结与未来发展的重要布局。
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
2023年底，“十四五”中期评估报告显示，“十四五”规划纲要实现了进度过半、任务过半。在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生态、安全保障五方面的20项主要指标中，16项基本符合或快于预期。
其中，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等4项指标提前实现；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增长、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等5项指标快于预期；GDP增长、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等7项指标基本符合预期。
此外，还有4项主要指标滞后预期，分别为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
2024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一年。面对外部压力加大、内部困难增多的复杂严峻形势，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即将顺利完成。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改革开放持续深化，重点领域风险化解有序有效，民生保障扎实有力，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加大，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主要是国内需求不足，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群众就业增收面临压力，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同时必须看到，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我们要正视困难、坚定信心，努力把各方面积极因素转化为发展实绩。
展望2025年，“十四五”规划收官，新的五年规划呼之欲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篇章引人注目。明年将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扩大国内需求，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稳住楼市股市，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和外部冲击，稳定预期、激发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持社会和谐稳定，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牢基础。
全方位扩大内需
祝嫣然/文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2025年经济工作的首要重点任务是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这显示出2025年以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国内需求一直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近年来，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90%。2023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82.5%，拉动经济增长4.3个百分点。
为什么要全方位扩大内需？扩大内需，既是应对外部冲击、稳定经济运行的有效途径，也是增强战略主动的长久之策。当前外部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这就更要求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国内需求不足是我们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要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必须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促进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平衡，扩大内需是主要发力方向和长期战略之举。
如何全方位扩大内需？首先，要努力扩大国内消费，促进消费提质升级。一是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提升居民消费能力。二是扩大“两新”政策范围，增大政策力度。三是稳住楼市、股市，提升居民消费意愿。四是继续完善消费环境，扩大相关领域投资，将扩大消费跟投资更好地结合起来。
其次，要通过提高投资效益扩大投资需求。要通过扩大消费、稳定外贸出口增长，为企业生产和投资创造足够的需求。要加大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的力度和使用范围，降低企业的投资成本。要注意将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与低碳绿色转型结合起来，通过绿色金融、转型金融工具支持企业加大技术改造投资。
此外，还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支持全方位扩大内需。例如，提高财政赤字率、加大国债发行规模后，可以加大一般公共财政支出，相应地加大民生保障支出，同时可适当加大预算内投资规模，用于国家规划重大项目的建设支出。
一头连着发展，一头连着民生，扩大内需是促进经济发展行之有效的重要战略。牵住扩内需的“牛鼻子”，明年一系列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将进一步推动经济企稳向好。
提高赤字率
陈益刊/文
2025年财政赤字率将再次突破3%，释放财政扩张信号，以稳经济。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2025年实施更加积极财政政策，其中首要举措就是提高财政赤字率，确保财政政策持续用力、更加给力。
财政赤字率，是指财政赤字（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大于收入的差额）规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赤字率越高，财政赤字规模越大，财政扩张力度越大，支出强度越大，从而增加社会保障、基建、科技等投入，刺激经济总需求，以促进经济复苏和增长。
但赤字缺口需要通过增加政府债务来弥补，为了确保财政可持续，赤字率也不能无限制地提高。中国往往把赤字率3%视为一个心理防线，2008年以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时，赤字率绝大多数年份均未突破3%。
2024年赤字率拟为3%，2025年提高赤字率，意味着2025年赤字率将突破3%。目前机构普遍预测赤字率可能在3.5%~4%之间。赤字率提高1个百分点，对应增加赤字规模大约在1.3万亿元，意味着政府通过举债增加1.3万亿元左右支出。
由于目前中国政府负债率（67.5%）低于G20国家平均水平，且债务形成了大量有效资产，中国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还有较大举债空间和赤字提升空间。因此对于中国来说，赤字率突破3%并不用担忧为此增加举债而带来的财政风险问题。
事实上在客观经济形势需要之下，中国也果断将赤字率突破3%，以释放积极信号，稳定市场预期。比如2020年、2021年和2023年赤字率均突破3%。
因此，2025年面临复杂的内外形势之下，专家普遍建议明显提高赤字率，甚至可以达到4%，向社会传达政府稳定经济的强烈信号，从而稳定预期和信心，并能提振资本市场。
新增财政赤字预计将更多地由中央财政承担，这是因为当前中央政府举债空间更大，融资成本更低，并由此减轻地方债务压力。中央大规模举债，可用财力更多，更好地支撑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从而增强地方财力，兜牢基层“三保”（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底线。
增发专项债
陈益刊/文
稳增长重要政策工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下称“专项债”），无疑在2025年积极财政政策中占据重要一席。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25年更加积极财政政策时提出，增加专项债发行使用，扩大投向领域和用作项目资本金范围。
在地方财政收支矛盾加大背景下，重大项目建设，地方愈加依赖发债融资，其中又主要通过发行专项债来筹资。近些年新增专项债资金规模保持在3万亿元以上，2024年为3.9万亿元。明年增加专项债规模，机构普遍预计将突破4万亿元，在4.5万亿元左右。
明年新增专项债额度仍有待全国两会期间揭晓，但发行工作已经启动。由于全国人大已经授权国务院可提前下达2025年部分新增债务限额，近期部分省份已经披露2025年一季度发债计划，其中就包括新增专项债，比如四川计划1月下旬发行新增专项债400亿元。
专家预计已有超2万亿元新增专项债额度下达至各省份，这将加快明年专项债发行使用进度，尽早用于重大项目，以稳投资稳增长。
与专项债规模扩大同样重要的是，旨在提高专项债资金使用效益的改革已经推出。
12月底国务院办公厅公开了《关于优化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机制的意见》，对专项债采取“负面清单”管理，非禁止即可投，使得专项债投向大范围拓宽。专项债用作项目资本金领域也大幅拓宽至22个，数字经济、低空经济、量子科技等新兴产业基础设施，算力设备及辅助设备基础设施等纳入，并将用作资本金比例上限提高至30%，以进一步发挥专项债资金撬动作用。
与此同时，为了提高发债效率，广东、江苏等10个省份纳入专项债项目“自审自发”试点，非试点省份在建专项债项目建立“绿色通道”，并构建“常态化申报、按季度审核”机制，从而使得2025年地方专项债项目审核效率大幅提高，使专项债做到早发行、早使用，推动项目加快开工建设，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以稳投资稳经济。
当然专项债监管也同步加强，以确保资金安全合规使用，防范潜在兑付风险。
人工智能立法
金叶子/文
近年来人工智能在给人类社会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存在各种新的风险，特别是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AI带来技术内在的问题、数据安全问题、算法歧视、技术误用滥用都是不可忽视的。如何协调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的关系显得尤为迫切。
欧美也相继开展人工智能治理活动，加快布局人工智能立法。
在公法监管层面，欧盟首先在2024年正式通过了《人工智能法》，确立了对人工智能风险进行统一化和分类分级的规制进路，这也是全球首部规制人工智能技术的综合性法律。美国在发展方面在全球处于优势地位，技术水平和研发能力较为领先，不过目前美国没有在联邦层面通过或接近通过任何人工智能的法案。
中国的人工智能立法工作有哪些进展？
虽然我国尚未对人工智能进行类似欧盟的整体性立法，但中国政府在立法规划上已经将人工智能立法列入相关议程。
早在2017年印发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我国就提出“三步走”战略，到2020年实现“部分领域的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和政策法规初步建立”，到2025年“初步建立人工智能法律法规、伦理规范和政策体系”，到2030年“建成更加完善的人工智能法律法规、伦理规范和政策体系”。
另外在2024年，《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公布，在提供法律依据和监管框架的同时，也强调对违法信息、算法歧视等问题的专项治理。
而在2024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国务院2024年度立法工作计划》中，“人工智能法草案”再次列入预备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项目。
业内专家认为，我国人工智能立法还需要进一步凝聚共识，探索包容、审慎、分阶段的立法思路。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研究室处长王洪宇在7月的一场会议上谈到我国人工智能立法时表示，欧盟颁布的《人工智能法》体现了其在全球范围内抢占人工智能治理权的战略意图。这也意味着，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立法工作是我国争夺人工智能监管规则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的必然选择。
具体而言，一是优先考虑灵活适用现有法律规则，通过法律解释或司法解释，解决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突出法律问题，比如涉及大模型训练、知识产权合理使用等方面。二是对于某些人工智能应用的具体场景，可以通过授权立法的方式，让地方在立法权限范围内先行先试，或者参考目前智能网联汽车领域的试点做法，由国家有关部门组织示范应用，开展试点。三是针对影响产业发展的痛点难点问题，在迫切需要法律予以规范的领域，坚持“小快灵”立法原则，通过修改现行法律的方式解决。
王洪宇认为，人工智能领域立法涵盖了算法、数据、深度合成、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等内容，在其推进过程中，还应充分考虑既有规范体系，加强立法的系统性和协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