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已经到达2025年。

　　即将到来的1月20日，特朗普将正式入驻白宫，就任美国第47届总统，正式开启特朗普2.0时代。与之相对应的，其提出的加税计划也已经渐行渐近，成为悬在各国对外贸易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不过，对此中国早已提前开始布局应对。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深圳论坛发布《中国高水平开放政策创新与国家发展》报告（下称“报告”），报告指出，在当前逆全球化趋势加剧的背景下，中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推出了一系列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政策创新，尤其体现在共建“一带一路”、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推动制度型开放以及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四大方面。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关雪凌表示：“作为高水平开放的主动作为，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是我国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主动、国际竞争主动的新举措。作为高水平开放的先导力量，制度型开放极大拓展了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作为高水平开放的创新举措，共建‘一带一路’已发展为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支持的国际公共产品。”

　　以开放应对国际挑战

　　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始终肩负着“开放桥头堡”的使命。此次深圳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和中国人民大学深圳研究院联合主办，以“开放与发展”为主题，聚焦中国对外开放政策创新在国家崛起与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核心价值与深远影响。

　　关雪凌在会上指出，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突出表现在两大方面：第一，2024年“超级大选年”助长“逆全球化”，严重干扰了世界经济的平稳运行；第二，地缘政治风险持续上升，非经济因素对经济的干扰及其对国家宏观经济和全球宏观经济的影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不过，与此同时，我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应对日益严峻的外部风险和挑战。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毕吉耀也表示，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对接国际高标准的制度型开放，制度型开放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标志。对外开放的根本目的就是通过以开放促发展来增进民生福祉。更加积极的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是新形势下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内涵和新要求，有利于促进我国与世界共同发展。而把握数字化绿色化机遇的开放，是抓住全球发展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带来的重大机遇，不断增强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是促进发展、共同繁荣的必由之路，要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当前，应用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高质量外资，促进内外需、内外资高水平协调发展。”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彭水军表示。

　　在他看来，内、外需市场扩大是外资企业增加值增长的最重要驱动力，当外需动能减弱时，内需为外资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支撑；同时，内需市场扩张是内资企业增加值增长的第一驱动因素，且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外资-内资企业关联效应在危机后对外资经济增长提供了较强驱动力。

　　香港岭南大学经济系主任丘东晓表示，当前我国经济进入到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临新形势新挑战。单纯用传统的经济手段难以满足人们日益多元的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求和实现高水平的经济增长。为此，一方面，要系统考虑不同政策的叠加效果，提高政策的一致性；另一方面，要重点关注服务业和中小型企业的发展。

　　当前依然处在全球化时代

　　值得注意的是，在辽宁大学校长余淼杰看来，尽管当前全球化发展面临不少挑战，但我们依然处在全球化时代。

　　“当前全球国际贸易总额虽然近几年有所下降，但拉长时间维度来看，全球国际贸易额总体仍呈上升趋势。从全球化发展的两个核心特征来看，即全球贸易和产品的地区化生产这两个核心特征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虽然产业链发展呈现短平化的特征，但产品的专业化生产并没有受到本质性的挑战。这也有助于更好理解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及的‘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的定位。”余淼杰表示。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原副校长林桂军也表示，将全球化分解成政治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制造业全球化和服务贸易全球化，无法得出全球化出现“全面逆转”的结论。

　　“当前经济全球化正处于调整中。一方面，我国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增长出现明显分歧。2023—2024年我国对发达国家的出口整体呈负增长的态势，但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仍处于持续增长当中；另一方面，贸易占全球GDP的比例，经过疫情期的下降后重拾升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理事唐杰表示。

　　从美国情况看，自1929年美国大萧条开始，美国的对外贸易占美国经济的比重一直呈增长态势；以百年的视角来看，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贸易占比出现的波动，似乎还不足以认为逆全球化成为一种趋势。

　　从我国数据来看，东盟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出现了对我国占发达国家进口份额替代的趋势，在与我国贸易持续增长的同时，对我国中间产品的依赖程度也在提高。从此意义上说，我国参与全球化的市场结构与产品结构正在发生变化。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持续提高，四十年前以简单比较优势形成的与发达国家垂直分工的体系，正在转换为水平分工。因此，建议要区分短期调整和长期趋势之间的差异，并从中寻找和创造新的机会。

　　林桂军则表示，当前制造业全球化已于2008年出现置顶特征后趋于减慢发展的态势；而服务贸易全球化方兴未艾，其中，现代服务业增长迅速。

　　“当前，我国服务贸易特别是中间服务贸易发展相对滞后，与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不相匹配，也与我国制造业的成功表现不相匹配。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服务贸易的分工模式出现了新变革，为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机遇。有鉴于此，未来我们应顺应发展趋势，重视加强我国数字相关服务贸易的发展。”林桂军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