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淼杰 | 立方大家谈专栏作者

　　2025年1月4日，由辽宁大学金融与贸易学院主办、辽宁大学中国经济研究院承办的东北亚经济发展与开放论坛在中国沈阳举行。全国人大代表，国际经济学会会士，辽宁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余淼杰教授出席论坛，并作主旨演讲。演讲原文如下：

2025年中国经济展望

　　我们现在面临着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任务。短期来看，有着三个方面的挑战。

　　一是需求不足。从外需角度看，由于美国“小院高墙”政策和不断提升的贸易壁垒导致了外需疲软。从内需角度看，百姓的收入跟过去相比还没有实现明显的有效提升导致了内需不足。二是供给冲击。我国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受到国际经贸市场带来的负面影响。三是市场不畅。我们国内统一大市场还有待进一步的形成。

　　那么，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对于内需不足，可以通过提高百姓收入，同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来解决。我认为今年政府工作一个重点方向是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比如提高退休人员工资、提升低保家庭收入、加大对城乡财政的补贴等。此外，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

　　具体说来，在财政政策方面，我国当前财政赤字大约是3%，今年可能会达到4%，实现大概5.66万亿人民币的财政赤字规模。同时，今年还可能发行1.3万亿左右的超长期特别国债、5000亿左右的特别国债和4.4万亿左右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再加上22万亿到23万亿左右的地方财政收入，总计会有超过33万亿的可支出财政规模。这些财政支出除了“化债化险”以外，主要会用于拉动投资建设，这也是我们今年工作的一个重点。

　　在货币政策方面，宽松货币政策包含两点，一是货币政策总量，二是货币政策结构。从货币总量上看，我认为最优的m2应该是广义GDP的两倍以上。GDP今年肯定会超130万亿, 所以应该有260万亿左右的m2。从货币结构上看，虽然化债化险、保证金融稳定很重要，但保证货币可以真真正正流入生产、流通等环节同样非常关键。这也是现在“加大油门”，结合使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原因。从理论上看，我国当前的经济情况并没有那么悲观。我们只是消费低迷，但没有经济停滞，也没有通货膨胀，更没有出现经济滞胀。这种情况通过财政和货币双重政策的刺激就可以拉动起来。

　　应对供给冲击，一方面我们要用科技赋能，通过产业政策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要继续实施开放政策。第一，培育新质生产力包括“老字号”、“原字号”和“新字号”这三篇文章。我认为，当今的重点在于培育“新字号”，做好未来战略产业布局，而不是平均用力。因为在新兴产业方面，我国如今和美国势均力敌，完全可以实现“弯道超车”。反之，如果让美国领先，我们就会陷入被动局面。那么，应该重点关注哪些领域呢？我认为，除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八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即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和量子科技以外，还可以重点打造低空经济。低空经济既可以缓解供给冲击，又可以应对需求不足。

　　第二，我们要更好地推动开放政策的发展。讨论是否需要实施开放政策，要首先回答当今世界全球化是否还是主流趋势。我的回答非常明确，现在依然是全球化的时代。虽然现在贸易的增速低于GDP的增速，但这是一些地缘政治因素以及服务业发展速度超过制造业发展速度造成的，并不意味着现在就不是全球化的时代。从数据上看，2018年全球经贸总额是51万亿美元，现在已经到达63万亿美元，说明全球化依然是上行趋势。此外，全球化的两个核心特征，生产的地区化以及贸易的多边化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些都充分说明了经济全球化依然存在。而且，我们追求的是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而非一国独大或者MAGA这样的经济全球化。普惠、包容经济全球化作为经济基础，决定了我们所追求的是平等有序的政治多极化这一上层建筑。

　　那么，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呢？我认为，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这包含更大规模、更宽领域、更深层次这三个方面。第一个，更大规模。它除了包含以制造业为主的商品贸易之外，还包括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等。首先说服务贸易。我国当前服务贸易规模将近9500亿美元，与美国的1.7万亿美元左右还有显著差距，需要继续发展。其次，数字贸易。数字贸易包含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这两个方面，二者相辅相成，融通推进。此外，绿色贸易。中国“新三样”的出口目前已经走在全球前列，其中绿色贸易的出口已经达到全球14%左右，超过了我国贸易总额占全球贸易额11%这一比重。

　　第二个，更宽领域。它包含了以下5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出口目的地多元化。首先，要积极开拓美国以外的国际市场。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至少会加征10%的关税，达到平均24%的水平，甚至可能会继续加征更多。我们要未雨绸缪，做好丢失美国市场的最坏打算。可以重点拓展新兴工业化国家、金砖国家、上合组织国家等相对友好国家的市场，尤其是俄罗斯市场。其次，要进行差异化发展。比如，高质量产品出口收入较高的目的地，价廉物优的产品出口收入相对较低的目的地。

　　二是进口规模扩大化。七次进博会的成功举办已经充分说明了我国扩大进口是基本国策，而非权宜之计。扩大进口一来可以提高老百姓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因为从经济学角度讲，可以提高消费者剩余。二来可以增加中间品的进口，从而降低企业成本，提高企业利润。三来可以通过市场竞争实现最终品的优胜劣汰，进而提升整个行业的生产率。

　　三是积极引进外资。尽管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我国引进外资的比较优势逐渐减弱，但对于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引进外资的比较优势依然存在。因为对于资本密集型产业，最重要的不在于劳动力投入，而在于是否有上下游配套的产业链、是否形成产业集聚、是否有全产业链要素，而这几个方面都是中国的优势所在。

　　四是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走出去”。这里需要重新审视企业“走出去”的目标。以往，企业通常出于成本驱动，如在埃塞俄比亚投资以降低生产成本，或为了获取能源资源，如在澳大利亚和刚果的投资，这些目标依然具有合理性。然而，当前的国际投资环境已发生变化，企业可以通过技术输出获取新的市场机会。例如，欧盟对中国的电动车企业如比亚迪的投资邀请，虽然要求企业股份不超过50%并需进行技术转让，但我认为这种模式在战略上是可行的。因为技术转让后，受让方可能面临技术吸收与将技术转化为实际生产力并生产出合格产品的挑战。而在此期间，我们可以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保持竞争优势，同时成功进入并拓展了市场。

　　五是“一带一路”的差异化发展，这在地缘政治危机的背景下更是尤为重要。对于海上丝绸之路，鉴于目前在中东建立自贸区的可能性不大，所以重点应该在推进中日韩的经贸合作。而陆上丝绸之路的发展重点则应向东延伸，加强与俄罗斯的合作，尤其是远东地区，占据62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人口却仅约780万，且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值得我国企业家积极开拓。

　　第三个，更深层次。从要素型市场向制度型市场转变，重点要做好规则、规制、标准、管理四个层面的对应。为此，要充分发挥23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贸港的功能，在贸易、人员往来和资本等方面进行开拓。首先，要进一步推进贸易自由化，如降低关税、缩小负面清单等。其次，要推进人员往来便利化。比如，目前我国很多城市实施一周免签政策，促进人员流通。此外，要扩大资本方面的开放。可以先在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贸港试点开放，逐步允许外资企业进入银行、证券、保险等领域，坚持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原则，给予外资企业与国内企业同等的待遇，并对所有国家一视同仁。

　　解决市场不畅，最重要的是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国内改革千头万绪，但最重要的还是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其中最关键的是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和人才市场。首先，人才市场的统一。创造更好的平台，让人才能够自由流动，这非常重要。引进人才时不能采取限制其流动的政策，这看似保护，实则有害。一方面，如果环境足够优良，人才自然会留下。另一方面，如果引进的只是普通人员，那么这种流动可以促使更好的人才流入。

　　其次，商品和服务市场的统一。商品市场最重要的是做到内外贸商品的“三同”，即同质、同线、同标。服务市场的统一同样重要，今年的工作重点之一就是积极引进和激励外国留学生来华留学，鼓励外国大学来中国办学，这既能推进开放，也能促进改革，同时还有助于促进商品市场的统一。最后还要优化营商环境，降低贸易成本，包括隐性和显性的交易成本。这样可以更好地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协同作用，推动国内统一大市场的构建。

　　我相信，通过上述举措，中国经济在2025年有望实现5%的增速，我们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