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1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举办以“创新驱动：赋能可持续发展的世界经济”为主题的第26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会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发表了题为“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旨演讲。
王一鸣指出，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发展新质生产力根本上要依靠科技创新。然而，我国科技创新仍然面临三个短板。第一是原始创新能力不足，重大原始创新偏少，基础研究相对薄弱。比如2023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的比重为6.77%，远低于OECD国家15%—25%的水平。第二是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支撑产业升级、引领前沿突破的源头技术储备缺乏，关键零部件、元器件、基础材料、工业软件等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第三是科研领军人才偏少，顶尖科学家数量相对经济体量来说依然偏小，人才环境建设有待提升。
对此，王一鸣建议道，首先要从“追随式”创新转向“引领式”创新，在日趋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下形成非对称反制能力，掌握国际科技竞争的主动权。同时，要从终端产品创新转向中间品创新。再者，要从集成创新转向原始创新。
他指出，应提高科技支出用于基础研究的比例，鼓励企业、社会组织、个人等以捐赠、设立基金等方式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要以基础研究的突破带动引领性原创成果、战略性技术产品的重大突破，在更多领域跻身国际领先行列。
王一鸣特别指出，要畅通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培养造就高水平人才队伍，基础在教育，因此要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加强重点领域急需紧缺人才、青年人才、拔尖人才培养，完善重点领域领军人才支持保障政策。要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完善高端人才、专业人才来华工作、科研、交流机制，建设集聚国内外优秀人才的全球人才高地。
畅通科技成果转化通道
科技成果转化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王一鸣表示，既要重视“从0到1”的创新和“从1到10”的应用研究，也要重视“从10到100”的科技成果转化和“从100到N”的大规模产业化，实现从概念设计、技术研发到中试，再到产品的“全链条”创新。
对于畅通科技成果转化通道，王一鸣指出，要拓展科技成果转化渠道，建设市场化的科技服务和技术交易体系；要促进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专业化科技成果转化机构，推动建设专业化技术经纪人队伍；要形成支持科技成果转化的良好生态环境，构建全链条科技成果转化体系。
对此，他提出几点建议。
首先，要探索职务科技成果产权激励制度改革。产权明晰是资源有效利用的前提条件。产权激励是最好的激励。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建立职务科技成果资产单列制度。
其次，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应建立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机制，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建立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支持企业主动牵头或参与国家科技攻关任务。鼓励科技型中小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鼓励和引导高校、科研院所按照先使用后付费方式把科技成果许可给中小微企业使用。
再者，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在横向维度上中国具有生产集中度优势，但在纵向维度上中国面临着风险。作为处在产业链供应链下游的经济体，中国面临着上游关键矿产生产者和核心技术供给者的“卡脖子”风险。但越是有竞争力的产品，其对国际市场中间品的依赖度就越高，降低依赖度会导致竞争力丧失，面对产业链“二元论”，需要在开放和安全之间找到平衡点。
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
“科技创新是源头，产业创新是载体，金融创新是催化剂，关系到科技成果能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王一鸣表示，要畅通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就要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
当前，我国的金融体系以间接投资为主，可以高效地将资金配置到工业体系和基础设施领域，通过相对简单的方式即可获得较高的回报，但这不完全适应科技创新的要求。
王一鸣分析认为，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与科技创新的资金需求不完全匹配，科技创新风险大而金融机构追求稳定收益，科技企业需要“长钱”而金融机构倾向于提供“短钱”，科技型中小企业需要“小钱”而金融机构习惯于给“大钱”，科技企业“重研发、轻资产”而金融机构倾向于抵押融资。
金融体系要如何进行适应性调整？对此王一鸣给出了三点建议。
第一，要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鼓励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创业投资、股权投资和天使投资基金，满足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科技企业的资金需求，为科创企业提供精准服务。
第二，要探索信贷融资支持科技创新的新模式，消除制约商业银行支持科技创新的制度约束，拓展银行直接参与股权投资支持科技创新的空间，提升银行体系支持科技创新的能力。
第三，要提高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水平，运用区块链、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金融机构数字化与产品线上化，提升风险管理的有效性，从而降低金融服务科技企业的隐性成本，为中国科技创新及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强大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