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中国生物医药行业一级市场的融资与对外授权交易潜在总规模相比，后者大于前者，这绝非好现象。如果我们现在都把产品许可出去了，未来还剩下什么？”近日，在第九届医药创新与投资大会（下称“大会”）上，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执行会长宋瑞霖提出这样的反思。

　　所谓的对外授权交易，是药企将在研产品管线的研发、商业化等权利对外许可，将未来的收益换取成当期现金，这种模式也被业界调侃为卖“青苗”。

　　根据华泰证券统计，截至11月18日，2024年国产创新药达成对外授权交易数量71笔，涉及总金额达404.54亿美元。

　　如何看待国产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井喷局面，从长远看，这种模式是否可行？

　　对外授权交易井喷

　　南京维立志博将三抗药物LBL-051全球权利授予给Oblenio、恩沐生物将三抗药物CMG1A46全球权利授权给葛兰素史克、礼新医药将双抗药物LM-299全球权利授权给默沙东……11月以来，国产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市场依旧热闹非凡。

　　根据华泰证券统计数据，截至11月18日，2024年国产创新药达成对外授权交易数量71笔，2023年同期是61笔，同比增长16%；涉及总金额达404.54亿美元，而2023年同期是261.87亿美元，同比大幅提升54%。

　　从上述看，近两年，国产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数量超过130项，涉及总金额超过660亿美元。

　　在对外授权交易热潮中，一些新的交易模式在市场中悄然走红。

　　今年5月，恒瑞医药将GLP-1类创新药产品组合HRS-7535、HRS9531、HRS-4729除大中华区以外的全球范围内开发、生产和商业化的独家权利有偿许可给美国Hercules公司，最高有望超60亿美元的相关付款，同时，作为对外许可交易对价一部分，恒瑞医药也取得Hercules公司19.9%的股权。

　　恒瑞医药的这种对外授权模式，即“Newco”模式，后者一般由资本攒局成立，药企将管线剥离出来授权给这家Newco后，获得一定的股权和现金。

　　继恒瑞医药之后，一些国产药企纷纷在效仿，如南京维立志博三抗药物LBL-051的授权方Oblenio，正是风险投资公司Aditum成立的公司，通过授权，南京维立志博将有权获得Oblenio的股权。

　　今年以来，包括恒瑞医药、南京维立志在内，至少有5家国产创新药企完成了Newco交易，从而获得对外授权交易的首付款、里程碑付款等。

　　华泰证券统计数据亦显示，截至11月18日，2024年国产创新药对外授权出海项目平均总金额达5.7亿美元，项目平均首付款为0.52亿美元。

　　国产创新药企将在研产品对外授权，是实现出海的一种方式。

　　在大会上，恒瑞医药董事长孙飘扬表示，公司在寻求国际化发展道路上，会面临外部和内部很多不确定因素挑战，包括地缘政治、产业政策影响等。在出海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这些不确定因素给投资和回报带来的影响。

　　“不同于新能源汽车出海，后者造好了可以在当地市场卖，但药品在国际市场卖的话，需要经过临床试验、获得当地监管机构批准，这里面是巨大投入。”孙飘扬说，公司根据自身状况，选择了两种出海方式，一种是借船出海，跟国际大公司或者国际大资本合作，自己在国际市场上干不了的事情交给别人干，这可以起到规避风险作用；另外一种是自己造船出海。

　　孙飘扬说，“出海”是公司发展的一条必经之路，但怎么走得稳、走得好，需要不断探索。

　　和黄医药执行副总裁、全球研发负责人兼首席医学官石明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如何出海，公司自身考虑了很久，最初是本身想构建国外的商业化团队，但投资很大，中途也遇到过挫折，最终选择了将产品的商业化权利对外授权给跨国药企。目前来看，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公司有实力在海外做研发，但暂时不会自建商业化团队。

　　大量卖“青苗”难言好事

　　国产药企成功将产品对外授权，代表着研发实力得到外界认可。

　　在政策的引领与资本的加持下，中国医药创新能力已经迈入新的台阶。截至目前，我国的全球研发贡献已经稳居世界第二梯队前列。以企业总部所在国统计，2023年中国研发管线产品数量全球占比28%，首发上市新药数量占全球的26.2%，不管是站在研发管线角度还是在全球首发上市药物角度，中国均已经远远甩开第二梯队其他国家，仅次于美国。

　　然而，大量的生物科技企业选择将产品对外授权，这背后也有不得已的苦衷。

　　华盖资本创始合伙人许小林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对外授权交易火热是特殊时期下的产物，药企遇到了阶段性融资困难，如果中国二级市场的退出非常通畅，可能对外授权交易不会这么活跃。

　　“有些交易选择用Newco模式进行，相当于用时间来换空间，用一批新的资金、新的资本对产品的认可机会，来换取未来产品上市、并购的交易机会，这是在阶段性内继续推动产品研发的一种选择。”许小林说。

　　“大家都希望自己的药物能卖到全球市场，尤其是在欧美市场，这样获得的价值是最大的。中国大部分的生物科技企业，单纯在中国市场的商业化是无法支持产品在海外市场的开发，不像企业造车，在中国卖车挣的钱，可以在海外建厂。国产药企中，具备海外销售创新药能力的依旧是寥寥无几，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药企选择授权出海的原因。”在大会上，基石药业（苏州）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兼研发总裁、执行董事杨建新表示，授权出海也涉及利益分配，像“Newco”这种模式，利益分配存在的不确定性是最大的，首付款可以拿到50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目前并不多。

　　加科思药业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印祥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从今年开始，中国生物科技企业在一级市场、二级市场融资难度提高，很多公司通过卖管线融资。对外授权交易很火热，但我们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如果现在将管线过早便宜卖出去，未来可能需要很高的价格将其引进中国市场。

　　截至2023年底，在港交所上市的28%生物科技企业现金流不足5亿元。

　　“这意味着让它再开一条管线都不够的。”宋瑞霖说，从企业的商务拓展战略上看，对外授权交易并不存在什么问题，但从国家战略而言，如果太多的授权交易，这并非好事，会导致优质国产创新成果流失。创新药产业发展困境正是源自于以支付和准入为代表的应用场景受阻。

　　在宋瑞霖看来，解决创新药支付的问题迫在眉睫。

　　“随着我国老龄化的加剧，近几年医保基金的收支开始出现失衡，支出增速超出了收入增速，基金结余不断缩小，这与我国不断涌现的创新成果严重不匹配。”宋瑞霖建议，在保障国家医保基金安全的情况下试点创新支付改革，建立以商业健康险为主要补充的多元支付体系，在仿制药“用得起”和创新药“用得上”之间实现均衡，同时对于低收入人群建立单独的补充医疗救助。